09I攻擊型核潛艇/09II戰略核潛艇(1)
中國核潛艇項目第二任總設計師黃旭華在1988年3月4日在葫蘆島的渤海造船廠（431廠）
與船台上的09I攻擊核潛艇合影。
一艘09I攻擊核潛艇在渤海造船廠建造中的畫面。
1960年代末，美國Renwal公司的1:200喬治.華盛頓號（USS George Washington SSB(N)598）戰略核潛艇
模型外盒，此模型有相當詳細的核潛艇內構。當時中國核潛艇項目副總師黃旭華從一位外交官手中
獲得一件這樣的模型，核潛艇設計單位以此模型來跟當時中國核潛艇的方案設計進行對照。
中國核潛艇項目的反應堆陸上模式堆，1967年在偏遠的四川省夾江縣山區（峨嵋山區）
動用大批人力建設，代號909基地，1970年建成並在同年啟用，8月30達成滿功率輸出，
中國核潛艇項目的反應堆陸上模式堆的909基地的建築設施，十分簡陋。
──by captain Pi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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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核潛艇的起源 美國從1947年底正式開始發展核潛艇所需的推進系統，全世界第一艘核潛艇鸚鵡螺號潛艦（USS Nautilus SSN-570）在1952年6月14日於康乃狄克州格羅頓的通用電船（General Dynamics Corporation, Groton, Connecticut）舉行鋪設龍骨儀式，1954年1月21日下水，1955年開始試航，正式宣告全球進入核潛艇紀元。緊隨美國之後，蘇聯在1955年開工建造第一代攻擊核潛艇627型（北約代號11月級，November），1958年開始服役。而把載運火箭結合核子彈頭而成的彈道飛彈，部署到上核潛艇，結合核子潛艇強大的隱蔽性與無限制的水下機動性，以及核子彈道導彈的攻擊距離和毀滅力量，就成為終極全球性戰略核威懾平台。由於導彈核潛艇遠比起陸地上的導彈發射器更難發現與消滅；遂成為世界頂級強國最倚重的戰略核打擊能力，捍衛國家利益的「殺手鐧」。在1959年12月30日，世界上第一艘彈道導彈核潛艇──美國海軍喬治.華盛頓號（USS George Washington SSBN-598）服役。 由於原子能在各項軍事戰略用途的大力發展，引起中國領導高層的關注；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才成立，距離二次大戰以及國共內戰戰火蹂躪還不遠，國家經濟狀況與科技工業實力都十分薄弱，但中共高層都意識到，必須盡快研製原子彈和核潛艇。 在1955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提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鑽研的……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在1956年1月中國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的號召；同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又指出，「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在毛澤東提出發展原子能、原子彈的前提下，國務院科學技術規劃委員會制訂「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出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和「以任務帶學科」的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確定57項重要科學技術研究任務；其中，「原於能作為軍用動力堆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項，正式將核反應堆納入重要國家項目中。與此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根據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有關指示精神，制訂「海軍科學技術和裝備建設發展規劃」。為了貫徹毛澤東關於「建立一支強大的人民海軍」的指示，以及國家「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發展方針，經與一、二機械部和科學院等有關部門研究後，海軍提出了發展導彈核潛艇的規劃。 在1958年6月，中國第一座核分裂反應堆正式建成並開始運轉。此時，主管國防科技事業的中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元帥認為中國研製導彈核潛艇的時機終於到了（此時距離美國海軍鸚鵡螺號核潛艇下水已有四年）。為了迅速啟動中國的核潛艇研制工作，聶榮臻元帥邀集海軍政委蘇振華、副司令員羅舜初，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第一機械工業部（一機部）副部長張連奎、第二機械工業部（二機部）副部長劉傑、國防部五院院長錢學森、副院長王諍等領導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針對研制導彈核潛艇問題進行了座談討論。與會者對研制導彈核潛艇表現了極大的熱情，並就研制的原則、進度、任務分工、組織領導、總裝廠建設等方面的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 在1956年6月27日，聶榮臻元帥親自起草了一份絕密報告——「關於開展研制導彈原子核潛艇的報告」，上報給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以及國家主席毛澤東。此報告告指出，「我國的原子反應堆已開始運轉，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動力利用於國防的問題。關於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開過幾次會進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國防利用方面，我認為也應早作安排。為此，曾邀集有關同志，進行了研究，根據現有的力量，考慮國防的需要，本著自力更生的方針，擬首先自行設計和試制能夠發射導彈的原子潛艇」、「擬以羅舜初、劉傑、張連奎、王諍等四同志組成一個小組，並指定羅舜初同志為組長，張連奎同志任副組長，籌劃和組織領導這一工作」。此報告上呈後立刻得到批准；在6月28日，也就是此報告送審的第二天，中國總理周恩批示，此報告交由總書記鄧小平審閱後，提請中政常委批准。在6月29日，鄧小平總書記仔細審閱報告後批示道：「擬同意。並請主席、彭總閱後退聶」，還在加快研制進程的有關表述旁加注「好事」。國防部長彭德懷和毛澤東主席也很快圈閱批准了這個報告，中國發展核潛艇這項重大科研項目，就此拉開序幕。 此報告批准後，專門領導核潛艇工作的班底隨即確立，以海軍副司令員羅舜初為組長，劉傑、張連奎、王諍為領導小組成員，負責籌劃和組織核潛艇的研制工作。隨後，海軍和一機部共同組建了核潛艇總體研究室，負責核潛艇總體設計、研究和任務的安排落實；二機部在1956年9月組建了反應堆研究室，負責研究核潛艇推進系統，由海軍裝備部長於笑虹負責協調工作。在草創初期，中國科研人員手中唯一的參考資料，只有2張模糊不清的美國核潛艇照片。 隨後，海軍相繼組建了702基地、水聲、熱動力等6個關於核潛艇研製的研究所，匯集了彭士祿、趙仁愷、夏銅、黃旭華、李毅、孟戈非、連培生等相關科學家。彭士祿在1956年時正就讀莫斯科化工機械學院，1956年5月準備大學畢業論文答辯和回國事宜時，正在蘇聯訪問的國防副部長陳賡將他召到大使館，告知中央決定選一批優秀留學生改行學習原子能核動力專業，彭士祿立刻答應。 1958年7月28日，中央軍委下達「關於海軍建設的決議」，其中指出：「海軍以發展潛艇為重點，相應地發展必要的水面艦艇。無論是潛艇、水面艦艇，都應該特別注意采用新的技術成果，如導彈、原子動力」。 在1959年1月，海軍成立科學技術研究部，統一領導這6個研究所。為加速實施導彈核潛艇的研制工作，中央軍委於1959年11月決定，核動力由二機部負責，艇體和設備由一機部負責，海軍負責抓總；據此，海軍修造部組建了核潛艇總體組，對艇總體設計進行了探討研究。 1959年10月，原子能研究所反應堆工程研究室等單位的科技人員200多人，開展反應堆物理、反應堆設計、核燃料元件、熱工水利、自控等研究工作。1959年年底，中央軍委同意陳賡的建議，按「尖端集中，常規分散」的原則，決定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增設原子工程系，專門培養原子專業的研究設計人才；該系第一批核工程專業學員於1965年畢業，共20多人，以後都成為設計中國核潛艇核動力裝置的骨幹力量。 核潛艇總體組成立後第二年，就提出了核潛艇的總體方案。在1961年7月，中國中央軍委批准成立了海軍艦艇研究院，由劉華清任院長。 而導彈方面，1956年時，聶榮臻元帥也向中央提出了「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在1950年代中期，負責導彈研製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組織少數科技人員進行了固體推進劑和火箭發動機的初期探究。在1958年，導彈核潛艇工程領導小組成立，國防部五院副院長王諍是副組長之一。 1960年3月22日，國防科委成立核潛艇研製工程領導小組，以海軍政委蘇振華為組長，下設總體組、反應堆組、導彈組和電子組；小組成員包括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獨臂將軍」余秋里、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錢學森、國防工辦副主任羅舜初、國防科委副主任趙啟民、海軍副司令員周希漢、一機部副部長周子健、二機部副部長劉偉、六機部副部長邊疆、國防工業辦公室軍事管制小組組長張元培、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李如洪、海軍裝備部副部長侯向之，艦艇研究院副院長陳右銘等。小組提出「核潛艇研制要以反應堆為綱，船、機、電、彈緊緊跟上」的方針，促進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研究和設計工作。1960年6月，原子能研究所在彭桓武等專家的指導下，提出了「潛艇核動力方案設計(草案)」，包展對潛艇核動力裝置的反應堆型、主要技術參數的初步設想構思，為以後的研製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礎。 在中國開始發展核潛艇時，連常規潛艇都還沒能實現自製。在1953年夏，中國海軍才剛剛接收第一艘常規潛艇：一艘蘇聯贈送、除役的C級潛艇，此時早已鏽跡斑斑、缺少各種組件，根本無法航行與作戰；這艘潛艇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毛澤東出訪蘇聯通過和談，爭取到蘇聯政府贈送的。在1954年6月19日，中國從前蘇聯購買了兩艘舊式潛艇，分別命名為「新中國11號」和「新中國12號」，同年7月又購買了另外兩艘潛艇。此後，中國船舶工業開始常規潛艇的仿型設計、建造工作，但同時間也開始核潛艇的總體研製工作。要等到1969年5月，中國第一艘全部使用國產材料、設備建造的國產常規潛艇才進入服役。 長波無線電台事件/中蘇關係緊張 中國開始發展核潛艇時還在中蘇蜜月期，聶榮臻元帥遂計畫靠蘇聯提供部分技術資料，加速核潛艇的發展。在1958年10月，中國海軍政委蘇振華率代表團訪蘇，與蘇聯達成引進部分海軍裝備的協議，於1959年2月4日正式簽訂，稱為「二四協定」。根據「二四協定」，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常規潛艇的技術資料和設備，派遣專家幫助中國製造，並讓中國代表團成員參觀了列寧號原子動力破冰船和幾種艦艇等。盡管蘇方對核潛艇的技術資料十分保密，不肯吐露實質性的內容，但還是回答了一些關於核反應堆方面的枝節問題。 1953年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史達林過世，新任的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在1956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批判了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引發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高層不滿；而赫魯雪夫提出的「三和路線」外交政策（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也被毛澤東指責放棄世界革命。從此開始，過去俄羅斯與中國長期以來在領土主權上的摩擦以及蘇共、中共的意識形態衝突開始上升，雙方開始緊張。 而蘇聯與中共關係開始破裂的一個關鍵性事件，是1958年到1959年蘇聯提議在中國建立指揮潛艇部隊的長波無線電傳輸台設施，並且建立中蘇聯合潛艇部隊；然而，毛澤東認為，這些提議是蘇聯企圖軍事實質控制中國。當時中國海軍十分薄弱，即使與蘇聯組建聯合艦隊，也無能力共享蘇聯的海岸線，因此實際上會變成讓蘇聯海軍力量深入中國基地與領海。 潛艦部隊運用上，如何接收岸上指揮部指令進行調動是個大問題。此時，需要使用超長波（Extremely Low Frequency ，ELF，3~30Hz）無線電通信。超長波的波段大氣擾動（包括核爆炸）擾動小，甚至能穿透海水，在水下讓潛艦接收，並能夠繞地球表面以電離層波的形式傳播，作用距離可達幾千甚至上萬公里，適合用於對水下潛艇和遠洋航行的艦艇通信等（由於超長波的頻寬極其有限，如要傳輸較大量的信息，就先用超長波通知潛艇上浮到潛望鏡深度，再升起高頻通信桅杆接收資料）。因此，必須建構超長波電台，潛艇部隊才能運作。為了建設潛艇部隊，中國在蘇聯幫助下，於於1955年建立了3個小型超長波電台，分別位於青島，寧波和廣東西營，均使用蘇聯製15千瓦超長波發信機，能用在一千公里以內與潛艇部隊進行水下通信。 在1957年末，中國委婉的向蘇聯暗示，提出要求援建一座大功率型長波台。而在1958年1月，蘇聯第一艘核動力攻擊潛艇（11月級）試航，所以也開始規劃用來跟遠海潛艇通信的長波電台。蘇聯海軍研究長波電台的可能性，第一個方案是在蘇聯本土建立長波發射電台，但由於距離太平洋較遠，需要使用很大功率的設備，不僅耗資巨大，且很難保證通訊質量，所以此案遭到否決。第二個方案是在中國海南島和印度南部海岸各建一座長波發射台；赫魯雪夫否決了在印度建設的方案，但認為在海南島建立不僅可行的，而且不會存在任何困難。如完成在海南島的大功率超長波電台，能使蘇軍的通信距離向前推進五千公里。1958年1月，蘇聯人提出這個計劃草案，將中國已有和計劃中的長波台，都納入太平洋西岸地區的蘇聯長波通信網。 在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拉季翁.揚.馬利諾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寫信給彭德懷，提議中蘇在1958至1962年間聯手在中國華南地區建造一個用來指揮潛艦部隊的長波無線電傳輸台和一座1000KW的遠距離無線電接收裝置，投資1.1億盧布，其中蘇聯出資7000萬，中國出資4000萬。 然而，北京把馬利諾夫斯基的建議看作是一種危害中國國家主權以的企圖，藉以控制中國情報和保密通訊；尤其是讓外軍在中國搞基地，對於民族主義強烈的中國共產黨而言，與19世紀末以來列強蠶食鯨吞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徑無異，毛澤東對此極其敏感。彭德懷於1958年6月12日通知蘇聯國防部長，表示中國願意自行出資建造長波通信台（但電台歸中國所有），並請求蘇聯的技術援助。在6月28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周恩來寫信給蘇聯，要求為中國海軍提供更多的技術援助；這使莫斯科以為中國人准備與他們打交道，於是決定只提出一種折衷方案給中國。在6月底，蘇聯海軍通信部長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領專家組赴華，再次提出草案；草案提出兩國共同建超長波電台，費用分攤比例是蘇方負擔70%（技術設備和材料），中方負擔30%（土建工程），建成後由中蘇共管，蘇方派15人專家組常駐電台，電台的管理和使用權按投資比例劃分。
在7月11日，莫斯科發出一份協議草稿，主張兩國聯合經管這兩座長波通訊台，蘇聯支付全部費用；而北京方面對這份草稿作了大量修改，表示要中國會建立並擁有這兩座無線電通訊台站，並僅就中國不能產製的設備和材料向蘇聯訂購。 蘇聯大使尤金未能完成任務，讓赫魯雪夫十分失望，隨後親自出馬。在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魯雪夫與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訪問中國，表示在中國建長波台是蘇聯軍方要求而未經黨中央討論，而如果中方同意使用蘇聯貸款建立電台就更好，最後電台所有權當然屬於中方，蘇聯只要求自己也能使用（這些言語都是赫魯雪夫的迂迴話術，實際上仍然希望蘇聯能在中國建設長波台等潛艦用設施）；此外，赫魯雪夫也澄清，並未打算建立所謂「中俄聯合艦隊」。毛澤東表示，馬利諾夫斯基提議由蘇聯貸款，就是想要所有權，而中方會負擔建立長波電台的費用；赫魯雪夫建議因為蘇聯也要使用，出錢是應該的，但毛澤東堅持中方完全負擔經費。結果，赫魯雪夫此次訪華會談中所有涉及的軍事問題，都對中國進行了妥協和讓步。在8月3日，蘇聯與中國簽署了「關於建設超長波電台和收信中心問題的協定」（稱為八三協定）。協定主要內容有：超長波電台由中國自己建設，主權屬於中國所有，蘇聯提供設計和施工等技術並給予指導；凡中國不能自行研製的裝備器材，就向蘇聯訂貨解決；蘇聯提供的設計資料、裝備器材和派遣來華的專家等一切費用，由中國通過貿易賬户償付，建成後長波台可以由雙方共同使用。從1958年6月開始，海司通信兵處帶領蘇聯專家組在中國境內勘查了四個省份20多個地點，在山西大同找到合適地點，選定該地作為超長波電台的台址。在1958年11月，中蘇兩國簽訂了關於提供設備器材、派遣專家的相關合同。 又，日後北京大學歷史學者沈志華認為，毛澤東對蘇聯大使尤金提議雙方建立聯合艦隊的事情大發雷霆，一個目的其實是為了把赫魯雪夫引到北京。1958年7月底到8月2日赫魯雪夫秘密訪華與毛澤東會談期間，毛澤東突然提出就此次會談發表一個聯合公報。於是在8月3日中蘇發表的聯合公報強調，「雙方就……解決國際問題……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但其實雙方在會談中並沒有談及任何「國際問題」。就在聯合公報發表後不到三星期的8月23日，解放軍砲擊國民政府控制的金門，發起了金門砲戰。美國和中華民國方面自然認為這是中國與蘇聯共同商量好的軍事行動，然而事實上毛澤東事前從未向赫魯雪夫透露過將砲擊金門的事情，在此之前赫魯雪夫完全不知情。所以毛澤東其實是「狐假虎威」。赫魯雪夫在中國發動金門砲戰之後，覺得先前到北京之行其實是被毛澤東耍了；作為盟邦的中國，完全沒有知會蘇聯就逕自發動金門砲戰，赫魯雪夫因而對毛澤東大感憤怒，認為台海戰火很可能使美國介入，最後將蘇聯也拖下水，導致美國與蘇聯難免一戰（當時美國判斷是蘇聯要中東鼓動共產主義革命，所以指使中國發動金門砲戰）。因此後來的研究認為，相較於長波台事件以及中蘇聯合艦隊事件，中國逕自發動金門砲戰對於19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扮演更重要的角色。9月初蘇聯就派遣外長葛羅米訪問北京，要瞭解北京發動金門砲戰的意圖；當時葛羅米得到中方的答案是要將美國帝國主義從中東引開（當時伊拉克發生政變時，美國出兵黎巴嫩），而不是為了進攻台灣，但這種說法不為蘇聯接受。日後中國學者研究認為，毛澤東逕自發動金門砲戰的用意，包括對蘇聯明白表示中國具有獨立行事的地位與能力，尤其是如何解決台灣是「中國內部問題」，無須向外人請示；此外，也以砲擊金門對於赫魯雪夫意圖與美國和西方改善關係表達反對。 1959年1月，確定長波台工程代號為「5901」。隨後在1959年2月，中蘇又簽訂「關於蘇聯政府給予中國海軍制造艦艇方面新技術援助的協定」，蘇聯向中國提供629型高爾夫級常規動力導彈潛艇、633型常規魚雷潛艇、205型導彈快艇、183型導彈快艇、184型水翼魚雷快艇，以及Р-11ФМ型彈道導彈4枚、П-15型飛航式反艦導彈2枚，以及艦艇動力裝置、雷達、聲納、無線電、導航器材共51項設備圖紙資料，製造器材、導彈樣品，並轉讓這些項目的技術。 在1959年6月20日，蘇聯共產黨中央致函中國共產黨中央，以當時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在日內瓦談判關於禁止試驗核武器的協議為由，提出中斷對中國的若干重要援助項目，以施加壓力。在9月，蘇聯超長波電台台長伊林中校帶着專家組來到中國，同中方技術人員共同組成了長波台項目的工程設計辦公室。到9月30日，赫魯雪夫率領的蘇聯黨政代表團剛剛完成在大衛營與美國總統的會談之後抵達中國，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慶典活動。赫魯雪夫代表團一到中國當天的會談中，馬上提出一些中蘇軍事合作要求，包括希望蘇聯在中國境內能有一個基地，讓潛艇部隊停靠並保障加油、修理和讓艦員上岸休假；但這些議題立刻被毛澤東拒絕。依照赫魯雪夫回憶錄記載，他對毛澤東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NATO)之間在相互合作、供應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難，而我們竟連這麼簡單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見」；雙方沉默了片刻後，赫魯雪夫重申這句話，但毛澤東隨即揮揮手，向赫魯雪夫說：「我們不想讓你們到這兒來，過去英國和其他外國人占領我國多年，我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我國的領土」。 會談中，中方提出希望蘇聯不要中斷先前1957年10月15日中國和蘇聯代表團在莫斯科簽署的援助協議（關於火箭和航空等技術方面援助中國，當時中方由聶榮臻、陳賡、宋任窮代表），並再次提出核潛艇技術問題。依照赫魯雪夫回憶錄對這次會談過程的記載，「在我訪問中國期間，毛澤東曾經向我提出要幫助他們制造核動力潛艇，我對他這種異想天開只是一笑置之。...我誠懇地告訴他，核動力潛艇技術復雜，價格昂貴，你們搞不了；蘇維埃國家的海軍擁有這種戰略武器，同樣可以保衛你們的國土。還沒有等我說完，毛澤東就被激怒」...「接著我告訴他，希望在他的港口設立長波電台，中蘇組成聯合艦隊以便於核動力潛艇在沿海進行活動。毛澤東更加憤怒，他突然站了起來，揮舞著他那巨大的手掌說，你們不支援我們，我們自己搞。於是，這場談判不歡而散」。赫魯雪夫在回憶錄記載，他無法理解毛澤東對這些議題如此激烈的反應。
195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週年慶祝活動，站在毛澤東（左2） 的是蘇聯第一書記赫魯雪夫。 隔天（195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週年慶祝活動當天，赫魯曉夫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檢閱游行隊伍。他指著正在天安門前通過的民兵方隊說：「這，將是核導彈下的一堆肉」，接著告訴毛澤東，蘇聯准備撤走所有援華的專家。到了這個份上，由蘇聯援助中國建核潛艇之事不用再提。毛澤東隨後憤然指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 另外，依照日後中國歷史學者研究資料，10月2日赫魯雪夫與毛澤東等中國高層的會談中，赫魯雪夫再度對毛澤東未跟蘇聯溝通就發動金門砲戰表達不滿，認為這是犯了「冒險主義」的錯誤。赫魯雪夫孩提到，仿照當年列寧建立「遠東共和國」作為蘇聯與日本之間緩衝地帶為例，暗示毛澤東可以用這種觀點對待台灣問題。然而毛澤東一聽就大發雷霆，說美國帝國主義一直在製造「兩個中國」，而赫魯雪夫這種想訪正是在幫美帝的腔。雙方此次會談爭吵激烈，中國外交部長陳毅還用四川化痛罵赫魯雪夫，雙方不歡而散。後來中蘇雙方都意識到10月2日的會談太過情緒化，各自銷毀自己的會議記錄；但日後還是有各個版本的會談情況流傳下來。 在1960年8月，由蘇聯海軍設計的長波台通訊工藝已經進行了一半，在山西大同的電台土木建設工程剛剛開始。然而在1960年7月26日，蘇聯突然通知中國，撤回所有在華的專家組，參與長波電台項目的蘇聯專家組自然也奉命回國。隨後中國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續建，由郵電局、廣播事業局、三機部等單位，協助中國海軍攻克難關，以集體轉業的一個志願軍師為主體的工程兵承擔土建任務。在1965年9月，工程的安裝和調試任務順利結束，1965年11月28日，這座位於山西大同的中國第一座大功率超長波電台──01號長波台投入使用，進行了首次對潛通信試驗，試驗證明各項指標達到設計要求，效果良好。到1966年2月，這座超長波電台正式參加通信執勤任務。
中國三年艱困時期/核潛艇暫時下馬 到1962年，中蘇全面交惡，蘇聯從中國撤走了全部原子能專家，使當時全面依靠前蘇聯技術的原子彈研製工作遭到致命打擊，核潛艇研製工作同樣無以為繼。 在此同時，中國在毛澤東主導的「大躍進」等不合理錯誤政策之下，面臨了嚴重的飢荒與經濟危機。1958年開啟的「大躍進」政策，企圖短時間內讓中國邁入工業化強國；然而這些政策採取宛若戰爭時期的社會動員方式，強迫命令加瞎指揮，完全罔顧自然規律和價值規律，領導們又浮誇風地追逐「放衛星」的不合理生產指標，導致經濟混亂，生產凋敝，浪費大量人力物力，全國城鄉都處於飢餓之下。例如，大煉鋼將大量農民人口拉去煉鋼、沒有足夠人力及時收割糧食，大片田地荒廢；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大量糧食被浪費，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又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依照人民公社制度，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糧食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本身不能儲糧；而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徵收糧食時，是依照地方幹部上報、為了績效而嚴重浮誇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徵收量往往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口糧、種子、飼料也全都上繳。同時期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致使糧食問題更加嚴重。而在毛澤東高壓集權的控制以及前後包括「反右」等批鬥之下，所有異音早已被消滅，根本沒有人敢出來發聲來扭轉不合理的國家政策。因此1958年「大躍進」開始，這段期間中國經濟政策持續三年而沒有任何校正，1959至1961年中國在沒有顯著天災的情況下，確有上千萬人非自然餓死（估計可能在1500萬至5500萬之間），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災難。自然地，中國經濟自然也進入艱困時期。 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對1959到1961的「三年艱困時期」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黨主席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後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負責主持中央具體事務。「七千人會議」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自我批評，提出進一步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此後，劉少奇主導推出「三自一包」政策以恢復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存條件，獲得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人的支持。 根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國民經濟建設八字方針，聶榮臻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了在新形勢下如何發展國防事業，根據當時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狀況，確定國防科研工作「縮短戰線，任務排隊，確保重點」的方針。因此，中國高層把研制原子彈、氫彈放在第一位，其他軍事科研項目都要重新進行調整，以縮短戰線。根據這一方針，海軍與有關工業部門一起分析了海軍裝備建設面臨的矛盾和形勢；大家認為，在當時科研力量不足、經費不足的情況下，要集中力量仿制、改進幾種型號的常規艦艇。而核潛艇的研制工作，本著「少花錢、少用人「的原則，集中力量進行幾項技術復雜、周期長的關鍵項目科研，而其他項目都暫時停止。當海軍和二機部將這一意見上報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審批了這個報告，決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彈與氫彈（原子彈目標是1964年試爆），核潛艇與配套的潛地固體燃料導彈等項目先暫時下馬，並明確指出「學研究是長期任務，應該保留一部分少而精的骨干力量，集中研究解決核潛艇的一些關鍵項目，以便發展已有的研究成果，並為下一步恢復研製做准備。 面對這樣的結果，陳毅元帥還是舍不得讓核潛艇下馬，提出「我不贊成這方面的縮減，而贊成繼續進行鑽研，不管要八年，十年或十二年，都應加緊進行。」。然而，基於現實，1963年3月，中央專委正式明確核潛艇研製工作暫時「下馬」。 核潛艇工程下馬後，海軍領導和艦艇研究院黨委根據中央的指示，對於未來核潛艇事業發展的策略做了多次研究。艦艇研究院院長劉華清和政治委員戴潤生還向聶榮臻元帥做了彙報。此報告表示，中國的原子事業應由兩大塊組成，一是原子武器，一是原子動力；從長遠考慮，核工業動力潛艇研制工作不宜全部下馬，否則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技術隊伍也將散失，以後再重新上馬，困難更多。簡而言之，核潛艇工程的種子要保住，等待未來開花結果。周恩來總理非常重視這份報告，與這份報告同時上報的還有第二機械工業部的一份報告；二機部也不希望核潛艇工程徹底下馬。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專委開會進行了慎重研究。 在1963年3月，中央專委決定，在國民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保留一個由50多人組成的核動力研究室，以總工程師彭士祿為首，留在渤海灣望海寺舊址的幾排平房裡，徹夜燈光通明，夙夜匪懈地邊學邊幹，在沒有經費、沒有儀器設備的情況下，從事核動力裝置和艇總體等關鍵項目的基礎研究。他們生活條件非常刻苦，天寒地凍而沒有煤火取暖，房裡冷得像冰窖；配給的糧食少得可憐，不能維持一個人的正常需要，使這些人員經常處在飢餓中。在毛澤東先前「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號召下，核動力研究室團隊每天忍飢挨凍，通宵達旦地埋頭工作，為核潛艇工程做各種工程與理論上的準備，期望盡快渡過這段困難時期並積蓄力量，爭取早日使核潛艇項目重新上馬。彭士祿回憶，「在困難時期，我們都是吃著窩窩頭搞核潛艇....那時沒有電腦就拉計算尺、敲算盤，那麼多的數據就是沒日沒夜算出來的」。 為了培養科研力量，彭士祿總工程師和蔣濱森等幾個了解核動力的專家給全研究室開了5門課，包括反應堆物理、反應堆熱工水力、反應堆控制、核動力裝置等課程。通過邊學邊幹，這些「門外漢」成為中國核動力科學研究的前沿。 由於反應堆研究室大多數人都是留學蘇聯背景，只會俄語不會英語，但外文關於核動力工程的資料大多數為英文，彭士祿組織了集體學習英語；大家從早晨5點多鐘起床就背英語單詞，甚至上廁所時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幾遍新學的單詞才去睡。透過邊學英語，邊看與各自專業有關的英文資料，經過兩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過了英語閱讀關，並摸清了國外核電站、核動力裝置的基本情況。 在1963年8月，經中央專委批準，原子能研究所反應堆研究室與海軍艦艇研究院（即七院）核潛艇技術研究室合並，成立潛艇原子能動力工程研究所（即715所，屬於七院），簡稱核動力研究所，開展潛艇核動力裝置總體方案的初期論證、設計工作。 在中國核潛艇團隊草創時，對於核潛艇的概念毫無知悉，實際上當時中國連常規潛艇都還沒有自製能力；手中唯一的參考資料，只有5張模糊的國外核潛艇照片，加上一個有機會從美國帶回的核潛艇玩具模型。在這樣從零開始的基礎上，通過「自教自學」，經過兩年的努力，團隊基本上摸清了核電站、核動力裝置的基本情況。
核潛艇項目重新上馬（1965） 在1964年10月，中國第一枚原子彈試爆成功，引起世界矚目，也大大振奮了中國全國科技工作者的信心。同時間，中國還成功地發射了自行研製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而仿制蘇聯魚雷快艇、導彈快艇、獵潛艇以及中型常規動力潛艇等項目也相繼取得成功。而中國的經濟也比三年艱困時期有所好轉，重啟核潛艇項目的時機逐漸成熟。 1965年1月，國防部五院改為第七機械工業部，中央專委做出決議，在自行研製的液體燃料導彈的基礎上，著手制定固體導彈的發展計劃，以及逐步實現導彈系列化的決定。1965年3月13日，二機部與六機部（負責造船）的黨組聯合向中央專委寫了關於「核動力研究機構劃歸二機部領導」和「七院成立核潛艇總體研究機構」的報告。接到二機部與六機部報告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遂於3月20日召開了「中央專委第十一次會議」加以討論，並批准核潛艇工程重新「上馬」，要求二機部負責在下半年提出具體規劃報中央專委，並在1970年建成陸上模擬堆。周恩來在會議上說，「核潛艇是高、精、尖技術，一旦上馬，各項工作必須緊緊跟上，計劃要周密、措施要落實。要多動腦筋。充分發揮創造精神。沒有創造性的工作，任務是無法完成的」。 核潛艇項目重新「上馬」初期，對於先上導彈核潛艇還是魚雷核潛艇，有兩種不同看法，爭論很大。最早關於研製核潛艇的計劃中，建議導彈核潛艇優先發展，然後才發展魚雷核潛艇。先前1956年6月聶榮臻元帥向中國中央呈報的「關於開展研制導彈原子核潛艇的報告」中，提出的意見就是發展導彈潛艇，即「擬首先自行設計和試制能夠發射導彈的原子潛艇」。不過，核潛艇本身就是需要克服眾多關鍵技術的難題，配套裝艦的潛地導彈及武器系統的研製工作也十分複雜，若一次到位要花的時間更多。最終，高層單位統一了認識，認為核潛艇首先是解決核動力技術問題，而不是首先解決導彈問題，而且魚雷核潛艇與導彈核潛艇大部分材料和設備可通用，「相當於在魚雷核潛艇上增加一個導彈艙」。 二、六機部根據「中央專委第十一次會議」決定的精神，反復論證認為，導彈核潛艇必須裝備的潛地導彈及其武器系統，研製最為複雜，核潛艇本身以及與導彈配套的關鍵設備技術問題多，難度大，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解決。所以，最終的建議核潛艇研製分兩步走：第一步先研製配備反潛魚雷的反潛魚雷核潛艇（攻擊型核潛艇），第二步再研製導彈核潛艇（戰略核潛艇）。在1965年7月10日和7月15日，二、六機部向中央專委報告了關於研製核潛艇和核動力的具體建議。 在1965年8月15日，周恩來召開「第十三次中央專委會」，逐項研究了二、六機部的報告，基本上同意了報告提出的各項建議，並將形成的決定分別向有關部門發了7個通知，明確了關於研制核潛艇的「三項原則」：一是認真執行大力協同的方針；二是立足於國內，從現實出發，分兩步走，先研制反潛魚雷核潛艇（攻擊型和前體），於1972年下水試航，再搞導彈核潛艇（戰略型核潛艇）；三是第一艘核潛艇既是試驗艇，又要在主要戰術技術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為戰鬥艇交付使用。而七項通知對核潛艇研製的步驟、基本建設、經費和協作項目安排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對二、六機部提出的其他各項具體建議都規定了解決和落實的辦法；此外，要求全國兩千多個廠所院校、上萬名科技人員配合攻關，並重新任命負責項目的多位總設計師，包括黃旭華（總體設計）、彭士祿（核動力）、黃緯祿（潛地導彈）、趙仁凱（核動力）。而為了配合導彈核潛艇的試射，也決定建立遠洋靶場測量船隊。第十三次中央專委會被視為中國第一代魚雷核潛艇正式開始研製的時間，中國核潛艇工程經過幾年停滯之後，終於在全國範圍重新上馬，成為國家重點項目，確立了先發展攻擊型核潛艇、再發展攜帶彈道導彈的戰略核潛艇。核潛艇項目代號為09，攻擊型核潛艇工程代號為09I，戰略核潛艇代號為09II。 中央確定了核潛艇的總體研製原則之後，接下來就是擬訂計畫解決核潛艇總體設計過程中的基本問題。為此，在1965年6月12日，中國海軍船艦研究院（七院）以該院一所二室為基礎，組建了專門負責核潛艇總體研究設計的719所，由畢業於蘇聯海軍捷爾任斯基高級工程學院的夏桐擔任所長，總工程師是彭士祿，副總工程師包括黃旭華等。719所剛組建時，經費只有50萬元人民幣，距離專家們初步估算研究核潛艇技術所需的700萬元開辦費相距甚遠。719所的人憑著對核潛艇事業的執著，邊組建，邊工作，圍繞著結構強度、流體動力、魚雷發射、導彈潛射、水聲設備、潛艇空氣再生與淨化、慣性導航等項目開展了魚雷核潛艇方案論證。當時，核潛艇項目列出了需要攻克的七大關鍵技術領域，分別是核動力裝置、人工大氣環境、慣性導航系統、水聲綜合設備、魚雷武備系統、自動舵、遠程快速通信系統等。 1965年7月 ，二機部潛艇核動力研究設計院提出「潛艇核動力反應堆設計方案」，並很快得到中央專委的批準，年底即完成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初步設計。1965年9月，715所和二機部194所合併，成立二機部909基地（在1973年更名為二機部第一研究院；1990年更名為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 在719所的廣泛論證和深入研究後，確定中國第一艘核潛艇是裝備聲自導魚雷的反潛核潛艇，採用美國最新型的水滴線型，單軸推進，可在水下堅持幾十晝夜，下潛深度和水下航速達到或接近國外同年代核潛艇水平。六機部部長方強簽發命令，由先前擔任製造仿製蘇聯常規潛艇的造船廠副廠長侯君柱擔任廠長；侯君柱在接到任命之時，對於核動力裝置完全沒有概念。 同時，將來負責製造核潛艇的新船廠，也在遼寧省的葫蘆島上緊張建設中；葫蘆島的廠址是一片荒地，不僅要從頭建造廠房，連給工作人員居住的廠房都不具備，而且船廠建設進度太緊，根本談不上人員居住生活條件，一切都優先從建造廠房開始。 在毛澤東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央專委的支持，以及相關各部門和解放軍的大力支持下，核潛艇工程二次上馬後如火如荼展開；各有關部門提出所需的各項基礎設施如新建擴建核潛艇總裝廠、核燃料元件、鋯鉛材料、魚雷、導彈等生產廠，魚雷、導彈、核動力裝置、導航、水聲、通信等試驗場、試驗室以及核潛艇基地；由於基礎建設施工力量不足，有關軍區便派部隊幫助施工。為滿足核潛艇研製所需的經費和物資器材，中央專委批准把核潛艇研製作為重點工程進行優先保障。七院要求抽派幾名技術骨干和一批大專學生充實科研力量，也很快得到總理周恩來批准，由高教部在三年內解決1500名大專畢業生問題。 1966年11月，距離1965年8月核潛艇項目重新上馬僅一年多，719所就完成了「反潛魚雷核潛艇」總體方案論證設計。相關領導機關在審查方案設計時，各方提出許多意見進行討論。一種意見認為，為了避免研製新設備過多、不能如期完成首艇研制任務，第一艘核潛艇就以現有常規潛艇設計加核動力即可，例如將現有的仿蘇常規潛艇一分為二，中間加裝核動力就可以了。另一種意見則主張，中國第一艘核潛艇應該是一個全新的創造，集最先進裝備於一身的平台，應該把正在研製和準備研製的較先進設備用於首艇上，以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針對這些意見，聶榮臻元帥在1966年12月7日召會議聽取彙報，並就上述問題，當場與有關方面負責人研究作出決定。關於對核潛艇艇型究竟要採取傳統還是淚滴型，聶榮臻肯定地說：「總體不要用常規潛艇的艇型，要重新設計，不然搞得兩不，又不像常規艇，又不像核潛艇」。關於是先研製反潛魚雷核潛艇，還是先研製導彈核潛艇的主張，聶榮臻明確指出：「按專委批的先搞反潛魚雷核潛艇，但七機部的導彈也要抓緊研究」。聶榮臻很贊成邊研究設計、邊基建、邊試製生產的方針，表示「科研、設計、生產就應該結合起來搞。你們在掌握進度時要注意，要在保證安全、保證性能的前提下求進度」。而關於抓總問題，聶總根據大家的意見強調說「抓總，就由科委、工辦共同抓，潛艇由六機部抓總，核動力由二機部抓總，海軍要協助各工業部、各研究院抓。」。三天後（12月10日），核潛艇研製方案設計審查會議在北京飯店召開，大家根據聶榮臻的指示精神，對設計方案和研製工作中的具體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將會議討論的意見上報了中央軍委和中央專委。六天後（12月16日），中央專委便作了批復，同意方案設計，並指示「有關科研協作任務及設備制造等問題，由國防科委會同國防工辦協助六機部、二機部進一步落實」。
中國核潛艇研究參照美國核潛艇玩具
1997年中國核潛艇項目第二任總設計師黃旭華接受訪問時，前面擺著 1960年代末期，從美國得到的華盛頓號核潛艇模型；當時讓中國核潛艇設計 單位仔細分析了這個美國核潛艇模型，確認中國核潛艇總體設計在正確方向。 日後參與中國第一代核潛艇091、092的總設計師黃旭華院士日後受訪時透露，核潛艇項目展開初期，技術資料少得可憐，單位領導就發動大家按照各自專業，搜尋國外報道的蛛絲馬跡。黃旭華表示，當時所有參與設計建造核潛艇的人員當中，只有少數幾人有幾年仿制蘇式潛艇的經驗，對核潛艇的認識幾乎為零；他們曾經以為，只要把仿制蘇聯的常規潛艇給它剖開中間加個反應堆就可以了，就這麽簡單，後來一看根本就是兩回事。當時設計者們手中所掌握的資料，只有兩張模糊不清的核潛艇外形照片，和兩個美國核潛艇的玩具模型。 兩個潛艇玩具之中，較小的一個是從香港帶回來的，較大的一個則是從美國帶回來，兩個模型都是美國建造的世界上第一艘彈道導彈核潛艇喬治.華盛頓號（USS George Washington SSBN-598）。其中，小的是當時第六機械工業部的一個外事代表團在香港中轉時，在一家商店中看見核潛艇玩具模型，考慮到中國正在研製核潛艇，於是買了帶了回來。而較大的一個則是19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跟美國開始外交往來，一位中國外交官逛在美國逛超市時，花1.95美元買到的，最初打算帶給自己的兒子做玩具。後來，這位外交官發現這個潛艇模型外殼可以拆開，裡面做出潛艇許多內構包括導彈艙、指揮艙、人員居住艙以及反應堆艙，位置跟細節都很清晰明瞭。後來當時中國核潛艇副總設計師、719所所長黃旭華來這位外交官家里做客時，外交官將這個玩具拿出來給黃旭華看；黃旭華拿過這個玩具核潛艇，打開外殼觀察內部構造，只用一眼，他的直覺告訴他「就是這個！」。於是外交官將這個玩具送給了黃旭華。 黃旭華馬把這個核潛艇玩具帶回到研究所，他們將這艘十幾厘米長的玩具模型拆開分析，發現模具里面的布置很豐富，不管是艙室、管線排布還是核反應堆的位置和安裝，玩具模型裡都呈現出來；其導彈發射管內甚至做出了北極星彈道導彈，指揮艙室做出了密密麻麻的桅杆，魚雷艙室內也做出魚雷以及儲存架等細節。當時，中國核潛艇設計工作已經開始有些成果，但由於這是在沒有任何外部技術援助的情況下「閉門造車」的結果，黃旭華覺得還是有必要對核潛艇的布置進行調整一下。拿到這個美國潛艇玩具後，中國核潛艇研究團隊玩具和他們的核潛艇設計方案作驗證對比，「像當年達爾文發現一個新的物種、對標本進行解剖一樣」。黃旭華發現，這個核潛艇模型內構跟他們畫的核潛艇方案圖紙基本一致，確認先前搜集資料和研究的方向是正確的；黃旭華表示，當時這就增加他們的信心，「中國朝這樣方向做不會錯」。
（上與下）當年中國核潛艇設計單位參考的1:200倫瓦爾出品喬治.華盛頓號戰略 核潛艇模型的同型品，外殼拆開後裡面呈現整艘核潛艇內部構造，包括魚雷艙、 指揮艙、北極星彈道導彈發射管、反應堆艙與機艙等一應俱全。
據說在1985年中西蜜月期期間，距離1974年中國首艘核潛艇交付的八年之後，美國海軍「核子動力潛艇之父」、海軍反應器辦公室主任海曼.李高佛（Hyman George Rickover）來中國訪問，就打聽到了中國研製核潛艇時參考過一個美國玩具模型的消息。李高佛回國後就調查這件事情，很快查到了這個核潛艇玩具的出處；這是當時美國著名的倫瓦爾（Renway Mineola, New York）模型公司的產品，公司老板路易斯.格瑞希爾（Lewis H. Glaser）在1943年於好萊塢創立這家塑膠公司，他對於自己公司的產品有著嚴格的要求；為了生產出令愛好者們滿意的模具，該公司不僅每款模型有設計師，甚至還有軍事顧問來指導軍事模型細節；這些設計師根據當時的公開照片，依照自己的專業知識猜測潛艇內部結構設計，開發出這款精致的1:200華盛頓號導彈核潛艇模型，該產品上市後大受到歡迎；由於這款潛艇模型完全由該公司自行研發，並沒有任何違法情事，但此模型的外型與內部結構竟與真品十分類似。此後，美國又對倫瓦爾玩具模型公司其它模型進行了檢查，發現倫瓦爾公司還在開發此時美國還在保密階段的SR-71黑鳥戰略偵察機的模型，如果成功上市，也很可能給敵方送上門的軍事研究情報。 倫瓦爾後來成為利華模型（Revell，1986年與Monogram合併成Revell-Monogram），該公司的模型產品向來以細節精巧、比例正確聞名，例如美軍F-105和F-106的1/48模型，經過評比，外型準確度比3、40年後日本同款飛機模型外形還要準確（利華該公司人員真正實際上基測繪，下了很大功夫），模型外觀是密密麻麻的凸線，座艙細節堪比樹脂件。
文化大革命的干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毛澤東主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要打倒混在黨裡、軍隊裡、各種文化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實際上毛澤東在先前「三面紅旗」徹底失敗後權力被架空，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協助下發動文革，打著「反蘇修、反美帝」、「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特權、官僚主義」等口號，以「革命「名義發起瘋狂的全國性群眾運動，攻擊「走資派」等異己，嘗試重回中國共產黨黨核心。此後的一、兩年內，文化大革命達到高峰，由學生組成的「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的階級鬥爭；自1967年1月的一月風暴後，全國「造反派」大規模奪權、建立革委會以取代黨政機關，公檢法體系被摧毀，還往往發生大規模武鬥，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達到頂峰；而「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運動席捲全中國。 「文化大革命」嚴重影響到中國各項科研與軍備發展人員，中國科研與軍備項目一大批科學研究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被打成「反革命」、「資產階級分子」等，被從科研和生產第一線趕走（例如許多知識份子在「上山下鄉」風潮下被流放到偏遠地帶）。負責核潛艇總體研究的719所所長夏桐就因為曾在蘇聯留學以及和蘇聯專家一起工作過的經歷而被打成「蘇修特務」，被關進牛棚。七機部總工程師、參加「八年四彈」等重大規劃的黃緯祿，因出身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跟許多資深專家一樣被迫「靠邊站」，眼睜睜地看著許多剛從學校畢業、經驗不足的年輕人員來幹；但那時，他仍每天堅持再到研究所去，趁給大家倒茶水、送儀器、干雜活時，幫著做試驗記錄，有時把自己看到的、覺得不妥的問題帶回家偷偷計算，再把結果告訴當時有發言權的年輕人。核潛艇項目另一專家黃旭華因「家庭出身問題」被下放農村勞動，養了兩年豬；2017年黃旭華接受香港「南華早報」訪問時，稱那時是他一生中「唯一輕鬆的時光」，除了餵豬沒有其他任何責任。許多參與核潛艇等重要科研項目的技術骨幹，都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白天「挨批挨鬥」，晚上挑燈夜戰，把白天被批鬥浪費的工作時間補回來。 一時之間，核潛艇的研製工作因文革陷入混亂無序的狀態，例如陸上模式堆的建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破壞，開工兩年多，僅完成總投資的15.1%，10個主要實驗室一個也沒有建成；甚至海軍元帥聶榮臻也被有心人準備好一頂「以生產壓革命」的帽子來清算。當有科研人員向他報告，有些造反派對核潛艇工程橫加干預、無理阻撓時，聶榮臻怒不可遏：「不要理他們！抓國防建設，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銬，核潛艇工程我也抓定了」。 面對日益惡化的形勢，聶榮臻毅然決定召開核潛艇工程協調會議，指示核潛艇辦公室的同志，立即把全國各地各有關工廠的廠長、黨委書記和工程主要項目技術負責人召到北京開會，接到通知的都要來，正在被批鬥的也不例外。在1967年6月25日，決定核潛艇工程建設進度的重要會議在北京民族飯店召開，此會議由六機部副部長劉華清主持。聶榮臻元帥在會議中作了重要講話，表示「核潛艇工程是毛澤東批准、周總理直接抓的國防重點工程，大家能夠參加這樣一項意義重大的工程是中央對大家的信任，是大家的光榮。現在，核潛艇工程出現了一些暫時的困難，大家要從大局出發，努力完成好自己的研究工作，為整個核潛艇工程的最終完成作出貢獻。毛主席和黨中央十分關注這項工程，任何人都沒有資格，也沒有理由讓它夭折！」 會議之後，許多單位的研製工作開展起來了。但是，仍有不少文革鬥爭鬧得厲害的單位，任務遲遲落實不下去；甚至連這次會議的精神，也無法傳達下去。在當時「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人馬散布傳言，說核潛艇工程的指示中有鄧小平。當時鄧小平被扣上「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被鬥倒，而這些謠言將核潛艇工程跟鄧小平掛勾，稱「核潛艇是個黑工程」、「核潛艇工程是以生產壓革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聶榮臻在會議中的講話印發下去，顯然難以收到預期的效果，而且有些話也不能對群眾講，有些話甚至可能對聶榮臻本人不利。 就在核潛艇工程辦公室左右為難之際，辦公室主任陳右銘決定借鑒原子彈工程使用的「特別公函」形式，由中央軍委發出，為核潛艇工程掃清障礙，增強信心。「特別公函」形式，只在研製原子彈時使用過；當時那份「特別公函」，曾經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參與原子彈工程人員的積極性，動員了全國各方力量保障原子彈研製的順利進行，終於使原子彈如期試爆成功。 核潛艇工程辦公室起草這份「特別公函」時費了一番腦筋。公函內容十分策略，最前面的顯要位置，印著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公函的信的內容包括：「核動力潛艇是毛主席親自批準的一項國防尖端技術項目，必須群策群力，大力協同，排除萬難，保質、保量、按時完成任務...任何人不準以任何理由衝擊生產車間；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產，必須按時，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公函的措辭也十分特別，都是用毛澤東講過的話或詞語串聯起來，避免給人找到把柄。 1967年7月1日，中央軍委發出「特別公函」；核潛艇工程領導小組派人帶著這份公函，到有關省、市和工廠、研究所宣讀。這份「特別公函」有如「尚方寶劍」，對於文化大革命中活躍的「造反派」們有不小的嚇阻。 1967年3月至11月，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等首長連續簽發電報，指示二機部所屬企事業在「文革」中實行軍事管制，「不準串聯、不準奪權、不準停產」，進行正面教育。同年5月15日，國務院決定對二機部機關實行軍事管制，直到1973年7月 才結束。 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時，毛澤東在1968至1969年對核潛艇項目做出幾次重要批示，不僅給予奧援，也保護核潛艇研製工作人員免於受到文革干擾。在1968年2月28日，毛澤東批准海軍建設核潛艇基地；同年4月8日，毛澤東簽發中央軍委電示，抽調陸軍某軍區的炮兵團支援在遼寧葫蘆島的核潛艇總裝廠（431廠）的建設工作，此為「6848批示」；同年7月18日，毛澤東簽署電示，命令某軍區派部隊支援位於四川的陸上模擬堆和核動力研究所的建設工作，稱為「718批示」。1969年12月21日，毛澤東指示某軍區派1000人的工兵部隊支援陸上模擬堆建設。
（上與下）遼寧省葫蘆島431船廠的核潛艇組裝大廳，在1960年代末初步建成。
在動盪的文革期間，總理周恩來也設法保護科技專家，要求各單位列出必須重點保護的科技專家和技術骨干名單，經他批准後，由各單位保證他們的安全，並能夠正常地從事科研工作，要求經常向他報告執行情況。面對「造反派」瘋狂的「打」、「砸」、「搶」，周恩來堅決指出:“「毛主席講的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合理的規章制度必須堅持」。在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葉劍英等領導的介入下，文化大革命才不至於全面衝擊到核潛艇工程，得以繼續進行。 反應堆陸上模擬堆實驗（四川909基地） 關於核潛艇的心臟：核動力裝置，核潛艇工程第一任總設計師彭士祿，先搞一個陸上堆進行模擬、定型，再原樣複製到核潛艇上去（這也是國外研製核潛艇的步驟）。 中國決定恢復核潛艇之後，對於是否要建一個陸上模式堆，曾引發尖銳的爭論。反對者認為，搞陸上模式堆不僅推高了試制成本，而且會推遲核潛艇下水的速度；不如直接將反應堆裝艇試驗，試驗成功後就可以作戰鬥艇使用。若不完全成功，經過修改後交部隊作訓練艇，又經過修改後再生產戰鬥艇。而彭士祿等支持建陸上模式堆的人認為，中國從沒搞過核潛艇與艇上核動力裝置，技術上沒有把握百分百成功，不經過模式堆進行模擬實驗就直接裝艇，危險性太大。相較於反應堆直接上艇，陸上堆出了問題容易解決。而即使基本成功不出大問題，如果反應堆要工程修改，在空間狹窄的潛艇上修修改改、換裝設備，非常不方便，還不如在陸上堆先測試。此外，模式堆並不是試驗完就報廢了，還有培訓核潛艇操作人員，以及繼續研究核潛艇推進系統長期工作的數據，花這個錢有長遠意義。 經反覆研究分析，意見逐漸統一，二機部建造陸上模式堆的方案被採納。最後，周恩來總理和聶榮臻元帥拍板，為確保核動力潛艇一次建造成功，必須先建立陸上模式堆。1965年8月，中央決定，將建成陸上模式堆的時間定在1970年。 關於核潛艇陸上模式堆選址，也是幾經周折。最早曾選址東北白城子，也曾踏勘漢中、貴州六盤水、雲南思茅地區，後轉向四川峨眉山區；經過1965年的兩次中央專委會的決定，核潛艇動力研究基地研究設計基地以及核潛艇模式堆的地點選擇在四川省夾江縣、青衣江畔山區的一個山溝裡。選擇此區域的位置包括地勢隱蔽，四面環山、林木密集，而青衣江帶來源源不斷的冷卻水可供反應堆運作。 曾參與中國核潛艇動力裝置早期方案設計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周永茂回憶稱，峨眉山下非常潮濕，幾乎每天下雨，雲霧彌漫。當時，對於在該地區氣體能否通過大氣擴散曾存有疑慮。於是，彭士祿帶領大家在工地上臨時建了一個工棚，每當典型氣象條件出現的時候，他推著自行車、披著塑膠雨衣，在解放軍挎包中裝上一天的乾糧，在自行車上馱著測量儀器，日覆一日，把刮風、下雨、下雪、氣霧等所有典型氣象條件的數據基本收集齊全。測量結果顯示，在該地區氣候條件，完全允許建造核反應堆。 於是，中央決定，從全國調集數千名工程技術人員，在四川省這個毫無工業基礎的地址建立中國第一個核動力研發綜合基地，代號909基地。根據毛澤東的批示，解放軍派出大批部隊支援陸上核反應堆試驗場的基本建設。1966年2月，工程隊開進這座山溝。當時基地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趙仁愷，從北京調到四川「三線」，一去就是20年；1980年代中期，當他再從四川山溝回到北京時，和妻子兩地分居了20年，其間只有出公差機會到北京才能見一面。在2005年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曾回憶了當時的艱苦開荒：白天，上山打柴，下河挑水;晚上，蚊叮蟲咬，還要在煤油燈下作設計，夜里蛇鼠繞床的險象也時有發生。
核潛艇模式堆的909基地裡，工作人員搭起簡陋的住房
核潛艇模式堆的教學授課
中國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彭士祿在909基地工作的照片 經過一段時間準備後，在1967年4月，核潛艇模式堆主廠房破土動工，模式堆土木建設正式啟動。剛來基地的人住老鄉家，喝稻田和池塘水；之後，自己蓋草棚和「干打壘」毛胚房。「先生產、再生活」，作為重要戰略物資的磚頭，全都用來建造反應堆主廠房和實驗室建設，而人員生活區則是有人員自行建造、成片而沒有任何結構性支撐的簡陋「干打壘」建築；類似的情境也是遼寧葫蘆島核潛艇基地或者其他重大科研項目在三線縣城的寫照。彭士祿回憶，為了保密，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建在深山老林裡，生活區離工作區有幾十里路，交通不便，生活非常艱苦；彭士祿和大家吃住都在工地上，累了就把工作服裹著，躺在板凳上打個盹。夏季常常毒蛇蚊蟲肆虐，冬天陰暗潮濕，平均每年有180天見不到太陽。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原科技處處長孫榮綿回憶道，當時基地物資奇缺，「同志們吃著窩窩頭搞科研，連窩窩頭都吃不上時，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那時，經常看到彭士祿穿著滿是油污、泥漬的工作服，拿著一個掉了瓷的大瓷碗排隊買飯。彭士祿表示：「生活的種種不便難不倒我們，大家都埋頭撲在科研里，一心只想為國家國防建設做貢獻」。 到1969年下半年，總共有上萬軍民雲集在此，建設核潛艇陸上模擬堆。總計全中國共有26個省級行政機構，1200多個單位的科技人員、工人、幹部以及解放軍人員，共計8000多軍民參加了「909基地攻關會戰」，晝夜奮戰工地。為了保密，這個機構與工作人員對外名稱是「西南水電研究所」，唯一的通信地址是「成都291信箱」。這導致當時剛分配到基地的一些大學生也存在誤解，以為自己身在成都；殊不知，距離成都有近130公里之遠。 由於地處偏遠，加上當時經濟艱難、物資匱乏，所有人食物配給量低，在極重的勞動下又忍著飢餓，成為健康的一大威脅；當時總設計師彭士祿還想辦法，用手電筒吸引麻雀來捕捉充飢。當核潛艇陸上堆基地或葫蘆島的造船基地的工作人員如有機會去北京出差，都會設法盡量採買食物（尤其是肉類）回來；黃旭華回憶說，從北京出差採買的最高紀錄，是一個人扛著23袋東西回來。 1967年，彭士祿被任命為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基地總工程師、技術負責人，負責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試驗以及運行工作。彭士祿在實務上往往十分「大膽」果決，被人取了外號「彭拍板」。在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開發前期，許多人對核動力的了解都幾乎為零；他們有學電、化工、儀表等各種背景，對某個技術上的問題意見不一致，甚至經常發生激烈的爭論。出現這種情況，彭士祿便對研究人員說：「不要吵，做實驗，用實驗結果說話。根據實驗結果，我來簽字，我負責！」
（上與下）陸上模式堆的控制棒等設備，用人力扛台方式運到偏遠的909基地。
當時基地的基礎道路設施條件很差，沒有大型的裝卸設備；大型設備要運入模式堆工廠時，指揮部只能以發動群眾方式，採用推、拉、頂、吊等方式，將設備慢慢盤進廠房。最關鍵的設備如履薄冰地翻越了十幾公里山路後，才運抵現場。 1969年10月，陸上模式堆進入緊張的設備安裝、調試階段，各種設備數萬台套，是各個系統各種設備集中暴露問題的時期。例如，在堆外試裝核燃料組件時，有少數元件尺寸不合，無法插入吊籃的柵格孔內；有人提出退貨，議論紛紛，氣氛非常緊張。彭士祿提出：「燃料元件和吊籃是不同廠家生產的，有點誤差難免，退貨已來不及；我們自己想辦法解決吧」。於是，決定由12名經驗豐富的工人師傅組成搶修隊，用「研磨棒」磨去柵格孔內的超差部分，12人輪番上陣，手上打滿血泡，雙眼熬得通紅；經過七天七夜奮戰，全部燃料組件順利地插入柵格孔內，達到了設計要求。 1970年4月28日，核潛艇陸上模式反應堆土木建設以及安裝工程全部完成；在這半年之內，近萬台件設備、管道電纜、數不清的零件，都安裝到位。而熱工水力、腐蝕材料、自動控制、儀表等十幾個實驗室都在一年之內搶建完成。與此同時，在葫蘆島的核潛艇總裝廠的基礎建設工作也初步完成，可以開始建造核潛艇在1968年11月，中國第一艘魚雷核潛艇在遼寧葫蘆島的渤海造船廠（431廠）進入全面建造階段。 為了安全，有人給蒸汽發生器加了「安全閥」，像高壓鍋上應當有個排氣閥一樣。不料在反應堆及一、二熱交換回路熱試車時，怎麽調試都解決不了「安全閥」漏氣問題。彭士祿當場「拍板」，把這個「安全閥」移除，漏氣問題立即解決。彭士祿根據熱工計算原理，認為蒸汽發生器的最高壓力是恒定的，不可能超壓，最高溫度也不會導致二回路的壓力超過設計壓力，此「安全閥」實屬多余，可以去除。另外，反應堆控制棒系統原先安裝有9個自動停堆信號裝置。在提升功率試驗中，常發出錯誤的停堆信號，引起誤停堆。彭士祿說，過分追求安全反而不安全，又斷然拍板去掉其中幾個信號裝置，很快就解決了誤停堆問題。 彭士祿認為，一定要用數據說話，「牢牢掌握實驗數據」是他「大膽決策」的科學依據。對於核動力裝置的主參數和試驗數據，彭士祿都要親自計算和校核。彭士祿也表示，核動力實驗他做得這麼多「拍板」，也有錯的時候；錯了，就改過來，再繼續前進。彭士祿在自傳中解釋「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板，餘下三分通過實踐去解決」、「科技人員最珍惜時間，時間是生命，是效益，是財富。有些問題只有趕快定下來，通過實踐再看看，錯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這比無休止的爭論要高效得多」。當時曾有人善意提醒他，「拍板太多，當心拍錯」。彭士祿則認為「關鍵時候不拍板怎麽行，拍錯了我負責，要砍頭砍我的，要坐牢我去坐」、「陸上模式堆搞出來後，可以給我提一萬條意見…」。彭士祿經常對大家說：「幹對了是你們的，幹錯了，我負責。但你們要拿數據說話」。他提倡技術上討論甚至爭議，這樣可以發現問題，減少失誤。陸上模式堆工程和第一代核潛艇研制中遇到了的重大技術難題，都是在彭士祿的帶領下解決的。
（上與下五張）陸上模式堆的反應堆正在安裝
隨後在1970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當天，陸上模式堆開始試車，結果顯示這座陸上模式堆工程良好，具備了開堆試驗的條件。至此，核潛艇研製已經基本通過設計、安裝、調試、操作，就剩下最關鍵的試驗關（實際啟動反應堆並達成臨界運轉）。 在1970年7月6日，核潛艇工程領導小組召開會議，決定將啟堆試驗（啟動反應堆）時間改為7月18日。在7月15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地堂福建廳主持召開中央專委第13次會議，聽取核潛艇工程領導小組關於陸上模擬堆啟堆運行試驗的問題彙報；此彙報由彭士祿主講，聶榮致、葉劍英元帥參加。聽完彙報，周恩來表示，「你們說已經過了設計、安裝、調試、操作四關，剩下的是最關鍵的試驗關，你們要注意，千萬不要認為已經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不在乎了。哪個環節不注意，都有可能出問題。科學試驗就是要有敢想敢干的精神，可能要付出犧牲的代價。只要你們盡一切可能努力了，就算失敗，我也不責怪你們，總結教訓再繼續干」。周恩來接著指出：「指揮一定要高度集中，要有"三性"，各自堅守崗位，如發生事故，處理的次序與步驟都要准備好」、「要充分準備，一絲不苟，萬無一失，一次成功」。 周恩來總理不僅主持會議作出重大研究試驗的決策，而且還十分關心試驗的每一步情況；他親自指派飛機運送參試人員、詢問氣像情況，要求若有什麼消息，就要隨時報告，確定啟堆時間後須馬上報告。啟堆後，電話線路必須保持暢通。當接至報告啟堆時間後，又給試驗人員打來電話，指示「不要急，要仔細做工作，把工作做好為原則」。
運轉中的陸上模擬核潛艇推進系統。 1970年7月17日凌晨2時，陸上模擬堆開始提升功率；7月18日18時，啟動的陸上堆開始升溫升壓，反應堆的功率隨著時間過去而一點一點緩緩提升，在場的領導和科技人員都不停觀察著控制台上一排排信號燈和不停轉動的儀表；一個個操作人員全神貫注地履行職責，仔細地記錄著各種試驗參數，大廳氣氛格外緊張。同一時間，在北京中南海總理辦公室裡，周恩來通宵達旦，一連10多個小時，每隔一會兒就打電話詢問試驗情況。第一次升溫升壓過程中，測量儀表脈衝管漏水，隨即停堆檢修，現場單位隨即將此狀況以及第二次升溫升壓的時間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再次明確指示「加強現場檢查，越是試驗階段，必須全力以赴，絲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參數」。隨後，參試人員排除了故障，繼續進行試驗。試驗現場的信息通過國防科委及時報告給總理。 陸上堆每提高一檔功率，出現的險情也越多，不少人反對繼續提升功率。在這種情況下，彭士祿力排眾議，繼續提升功率。在反應堆運行過程中，彭士祿常常坐在主控室後方的座椅上，工作的時候幾乎不說話，除非有指示；彭士祿就盯著儀表看，發現問題後就專門開會討論。核潛艇陸上模式堆提升功率試驗期間，彭士祿把被子搬進廠房，完全待現場，以便隨時發現問題、分析試驗中出現的各種情況，當場解決問題。
（上與下）909基地裡的陸上模式堆控制台與儀表
909基地裡的控制設備
909基地的陸上模式堆的控制台遺跡。
909基地的工廠遺跡。
在7月26日下午，陸上堆首次實現核能發電；至7月28日，反應堆達到額定功率，主汽輪機超過原定設計指標，核動力裝置其他各項主要指標也基本上達到或超過原定設計指標。在8月30日，彭士祿決定實現主機「滿功率」；這一天，實驗現場圍滿了人，氣氛緊張；8月30日下午13時30分左右，主機運轉功率達到99.5%；下午16時多，負責數據運算的黃士鑒透過計算數據，發現功率超過100%，重新驗算了三遍，他才確定功率達到101%，然後報給彭士祿；彭士祿第一時間撥通直達中南海總理辦公室的專線電話，向周恩來報告了這一消息。到8月30日18時30分，負責試驗的指揮長激動地宣布，反應堆主機達到滿功率指標，試驗取得圓滿成功，現場工作人員歡呼跳躍著慶祝這一歷史時刻。從陸上堆開始建設到滿功率運轉，用了40個月時間。 在糧食不夠、靠野菜充飢的年代裡，沒有電腦，僅有一台手搖計算器，靠拉計算尺、打算盤，僅用6年，中國就從零完成了核潛艇陸上模式堆並達到滿功率運行。 1970年內，中國核燃料廠先後生產並提交了陸上模式堆和首艘核潛艇反應堆使用的燃料元件，保證了兩座反應堆的安裝使用。由於是一次訂購生產兩套核動力設備，交貨時間相差一年，風險非常大；假如陸上堆試驗失敗了，後面多買的一套設備就等於一起報廢。有人問彭士祿：「你膽子怎麽那麽大？」，為何不等陸上堆試驗完再去訂第二套？彭士祿則認為「沒問題，一套試驗完了，第二套小修小改就可以裝艇；若等陸上堆試驗完再訂貨，設備研製週期就需要三年，會浪費很多時間」。 首艘核潛艇動力裝置與陸上模式堆設計與性能參數完全相同，由於陸上模式堆一次試驗就成功，為第一艘核潛艇的按時下水提供了充分的有利條件。陸上堆完成滿功率試驗後，彭士祿帶領一批技術骨幹轉移到造船廠，為第一艘核潛艇進行調試工作。
1979年12月，核潛艇陸上模式堆完成了歷史使命；這個堆從1970年7月開始運行，經歷了9年多的全壽期運行試驗，進行了530項(次)試驗項目，取得了反應堆堆芯全壽命期運行的完整數據。陸上模式堆最終被關閉，開始進行運行工作總結和開蓋拆除前的技術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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