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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沙皇BorisIII和他的猶太人
作者： Von Guo
保加利亞曾拒絕交出任何一名猶太人來被遣送波蘭是一段較不為人知的二戰插曲,
這打破了當時巴爾幹人所給人的形象. 如果說巴爾幹人都是天生颃瀣一氣的仇外者, 那保加利亞人這回卻反常地攔阻了納粹加害他們的猶太同胞.
但當保加利亞與猶太人的史學家們正努力地設法讓這一段挺身而起的彝行變為家喻戶曉的佳話時, 對保加利亞這項記錄的推崇卻有斟酌的必要.
在這件事上,是機會主義而非理想主義在保國政府裡運作. 已置身巴爾幹半島戰火裡兩年的保加利亞在猶太人問題上是急於與納粹配合的.
當第一批在老保加利亞的猶太人在將被遣送上路時, 只間不容髮地與死神擦身而過. 而政策的急轉直下,
仍然救不回那些早先曾居住在馬其頓與色雷斯兩地猶太人們的性命了.
在1942年9月間,不到一個月之前剛通過了一個准許遣送猶太人的法令, 內政部長Petur Gabrovski任命了亞歷山大.比勒夫(Alexandur
Belev) 出掌剛成立的猶太人事務管理會(Komisarstvo za evreiskite vuprosi – KEV).
比勒夫同其他大多數有頭有臉的歐洲法西斯份子一樣, 是一位幹練的律師,外加Gabrovski部長身邊的紅人, 權力來自KEV首長的職務與法源依據 –
1940年12月通過的國家防禦法(Zakon za zashtitata na natsiiata – ZZN).
該法名列歐洲軸心國中最嚴峻的反閃族法之一, 是比勒夫花了一個夏天到德國去取經,
鑽研納粹是如何把反閃族主義具體制度化之後, 再跟據保加利亞的國情, 親手起草了這個法. 甫一上任, 比勒夫即打發他的鷹犬四出,
遍佈老與新保加利亞(後者指馬其頓和色雷斯). 這些人負責完成登記境內的猶太人,作為拘押和遣送的前奏.
比勒夫權傾一時,但行事仍受到數個方面的制肘, 其中又以素來親同盟國著稱的東正教大主教司提藩(Stefan)為最.
司提藩最早的獲勝是在1941年的秋天, 藉困擾首相Filov,使他取消猶太人配戴黃星的命令. Filov費了很大的勁兒,才使這個規定復辟,卻又面臨進一步的難題:
民間缺乏反閃族的情緒,以及猶太人本身的抗拒. 許多猶太人根本不睬不戴. 至於配戴的人反而受到一般非猶太街坊鄰里的寒喧招呼
--分明是與黃星代表不見容於社會的含意作對. 有些猶太人甚至設計自己的黃星,加上國王Boris III和皇后的頭像. 因為國王Boris
III經常公開地肯定他國內猶太人的團體,以及其成就; 此項習慣,令駐索非亞的德國代表們很不自在. 因此,是這兩種阻力的結合 –
分別來自保加利亞的權貴,與大多數的百姓 –阻撓了1943年3月比勒夫對猶太人的大遣送.
無視於阻力的存在,
比勒夫滿有自信地認為他的計劃會被貫徹執行. 他的政府已通過各項相關法令, 當局也已經剝奪了猶太團體的產業, 而內閣對納粹又俯首貼耳. 是不錯,
在1941年3月1日,Boris III和他的政府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加入軸心集團, 但隨後也未多加考慮就從納粹手裡接下馬其頓與西色雷斯.
柏林順理成章地希望保加利亞在收復失土之後有所具體的善意回應. 於是在1943年年初, 保國政府與德國簽訂了遣送境內猶太人的同意書,
雙方代表分別是比勒夫與黨衛軍中尉丹內克(Theodor Dannecker), 後者則是艾克曼(Adolf Eichmann)差派在索非亞的特使[譯註].
3月初,在極端保密的情形下, 比勒夫為逮捕工作做最後的準備. 在新保加利亞將有14,000人被逮;
在老保加利亞則由51,000人中先選出6,000名所謂的"不受歡迎人物"–有錢有勢,或政壇活躍人士.
第一波的逮捕(時間應在1日與11日中間)分別在西色雷斯的 Drama, Kavala, Serres以及其他城市展開;
從各處抓到的3,000人被押往Gorna Dzhumaya(今日的Blagoevgrad)與 老保加力亞的Dupnitsa(今日的Stanke
Dimitrov)集中看管. 之後,在馬其頓展開規模更大的逮捕.
在馬其頓1943年3月11日的深夜時分,開始了整晚的逮捕. 事後,來自Skopje, Bitola, 與Stip等主要地點,總計有7318名受害的猶太人,
被關押在Skopje國營煙草專賣局的窒悶倉庫中渡過了10天 ---已先經歷了保軍所施加的飢餓與凌虐.
往波蘭的遣送始於3月18日. 關押在Gorna Dzhumaya的猶太人被解到多瑙河河畔的Lome港, 在該地搭上駁船,隨後航向維也納.
關押在Skopje的猶太人則被就地轉交給SS;
其將一路隨行到達目的地 --- 波蘭的Treblinka. 當SS一出現, 猶太人頓時暸解見到勾魂使者,無論男女剎時哭聲四起;
原先他們還盼望著會被解往保加利亞的. KEV的首長比勒夫在月台上躬親目睹第一列遣送的火車出站.
比勒夫也明白交代了老保加利亞的遣送名單上須增加到8500人 --- 原先是6000人.
他甚至親自決定了受害人的最後名單. 同時又惟恐已在進行中的營救活動造成夜長夢多的後果, 遂將逮捕的時間提前24小時. 他的直覺算是正確.
但他所沒料到的是有個叛徒就在他的身邊. 在2月杪,他辦公室內的私人密書潘妮莎(Liliana Panitsa)
即已將整個遣送計劃瀉漏給索非亞市內某些猶太團體的耆宿們. 而消息又一路流傳到一個叫Kiustendil的鎭上;
當地的猶太團體發動了一個封鎖遣送的抗議運動. Kiustendil鎮上這夥猶太人也通知了國會副議長皮雪夫(Dimitur Peshev).
此人理當是一位政令的支持者, 但不顧自己的身分, 他也是一位政府猶太政策的熱衷反對者. 在3月9日夜晚,僅僅比預定開始的逮捕時刻早個幾小時,
皮雪夫出現內政部長Gabrovski在索非亞市家中的會客室. 部長先生初時還抵賴, 但等到面對訪客出示的確鑿證據時, 同意一同去面見首相Filov.
而首相和部長又都堅持無法收回內閣的成命, 頂多只肯暫緩老保加利亞區的遣送行動. 皮雪夫和他的同夥於是火速通知老保加利亞境內各大城市停止抓人.
隔天，保加利亞舉國譁然。
最戲劇化的情節是Plovdiv地區的主教Kiril發了一通電報給Boris III，要求停止所有的遣送； 否則Kiril將演出臥軌，使從Plovdiv開出的遣送火車得先輾過他才能離去。大批的顯要川流不息地來覲見國王和首相,建議立刻改變政策。社會上的知名人士也不遺餘力的韃伐這個行動，
同時也聲援抗議和請願來瓦解比勒夫的計劃。 但迄目前為止這場戰鬥尚無獲勝的跡象。 無人提及在新區已展開如火如荼的逮捕遣送。
而首相仍堅稱他僅是暫緩，而非終止在老區的相同作業。
Boris III的態度則始終是個迷。
納粹極度惱火他與猶太人親近， 但存留下來的檔案資料又顯示出國王在1943年晚春之前，
與首相及比勒夫的對話中談到這項種族滅絕計劃時，並未表示極力的反對。 (…,and yet surviving documents suggest
that until the late spring of 1943 he raised no major objections to the
panned genocide in his discussions with Filov and Belev.)
使國王改變心意的原因應該是德軍6軍團在史達林格勒的覆亡 ── 使他對德國的戰勝已失去信心。 早在2月底，猶太大祭司Asher Hananel企圖抗議這項遣送時，
比勒夫把他逮捕，解到自己的辦公室， 當獲悉Hananel已直接向國王與大主教司提藩請願後，他暴跳如雷，
「你難道不懂,…,要是沒有聖上的旨意,我們壓根兒不可能這樣作的.」 (Don’t you know…that we don’t do
anything without the crown?) 至少到3月份在老保加利亞區的抓人倏然而止前，Boris III沒有為猶太人挺身而出的打算。
猶太同胞並非是Boris III心頭上一樁人道的關懷， 而是他政治麻將（four-way game of chess）桌上的一組籌碼；
另外三家牌搭子則分別是保國的社會名流，德國人，與同盟國。 當德軍在史達林格勒投降時，俄國（盟國成員）的手氣開始轉順。 Boris
III暸解，德國一但失敗，俄國在東歐及巴爾幹半島上的勢力必將膨漲。 因此早就放棄了討好德國的策略（始終不派一兵一卒到東戰場）。
史達林格勒戰役後，他轉身向西方示好， 希望能藉此免受蘇聯的支配。 最經濟實惠的法子即是保全境內猶太人的性命。
[註：再一遍，已上完全為原著意見〕
4月份，Boris III去柏林面唔希特勒時， 對李賓特洛甫提起，只有馬其頓和西色雷斯的猶太人當被遣送。 (表示Boris
III知之甚詳，這兩地的猶太人已進了納粹集中營）。 此後，Boris
III和在政府部門裡聽命於他的人們開始千方百計地阻撓比勒夫想在老區重啟遣送的意圖。 數千名猶太人遭到被從索非亞下放到鄉間的羞辱。
而有兩千名則被拘禁在一個多瑙河畔的小河港Samovit。 在那，他們可以看到河面上靜靜地泊著比勒夫徵來預備押送他們北上的駁船。
藍色的多瑙河水晝夜東逝， 輕拍著船身， 而繫船的船纜則始終再未被解開過了。
註:
1. 艾克曼, Adolf Eichmann,與希姆拉,海德里克一夥,也是大惡人一個.
戰爭結束時逃往阿根廷.1960年時被以色列特工在當地逮捕,將其秘密偷渡回耶路薩冷,經公開審問後處死.
當時曾轟動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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