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抗戰結束乃至於國府遷台以來，中華民國海軍以租借或軍事援助等名義，陸續自美國接收大批各型二次大戰時代建造、戰後裁汰的二手艦艇，種類包括驅逐艦、護航驅逐艦、巡邏艦、快速運輸艦、兩棲登陸艦等等，是亞洲地區接收最多美援艦艇的國家。這些帳面數量龐大的二手艦艇雖然一度使中華民國海軍擁有傲視台灣海峽乃至於南海的力量，然而她們畢竟都是二次大戰時代設計建造的艦艇，本身已有年紀，技術上也還停留在艦砲對轟的層次；而二戰之後飛彈與電子科技蓬勃發展，這些老舊美援艦艇很快便落於時代之後。1978年2月16日中美斷交，次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失效，中華民國遂面臨空前險惡的政治外交環境。由於中美不再是邦交國，想自美方獲得精良武器系統簡直是難上加難，而美軍不再協防台海也使 台灣必須自食其力來抵抗中共的龐大威脅。

自力造艦的起源

在民國62年（1973年），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在「十大建設」中在高雄第二港口成立中國造船廠（簡稱中船，在1978年又合併了位於基隆和平島的台灣造船公司），之後成為國艦國造的重要執行者；隨後又在民國65年（1976年）7月成立「財團法人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捐助人包括中國造船公司、台灣造船公司、中國石油公司、海軍總部、中國驗船協會、台灣機械公司、招商局輪船公司、基隆港務局、高雄港務局等單位），成為國產艦艇的主要設計單位。而台灣海軍也隨即在民國66年（1967年）4月1日在左營成立海軍研究發展中心，負責研究發展新艦艇以及海軍技術專案。在民國69 至 71 年間（1980至1982年），海軍研究發展中心派遣所屬專業軍官參與支援海軍各項造艦計畫如本文介紹的忠義計畫（PFG-1）飛彈巡防艦、劍龍專案（向荷蘭訂購潛艦）與自勵專案（委託英國設計、技術轉移在台建造的150噸級巡邏艇），導致中心本身人員減縮、功能降低，逐在民國71年（1982年）8月1日將原本海軍第一造船廠（簡稱海一廠）的設計中心與海軍研究發展中心整併，成立「海軍造船發展中心」（簡稱海發中心）。

在1974年10月，中華民國海軍總部提出「海軍驅逐艦武器系統革新方案」報告，打算大幅更新24艘陽字號驅逐艦的作戰與武器系統，以因應中短期的需求；而負責執行更新海軍驅逐艦武器系統的「光武小組」也在1975年10月13日進一步提出「驅逐艦武器系統革新專案研究報告」。陽字號驅逐艦的提升大致分為「飛彈化」與「戰系化」兩大階段，第一階段飛彈化（但尚未形成現代化戰系）稱為「精裝計畫」，裝備雄風一型反艦飛彈等新武器，接下來的「戰系化」則分為「武進一/二/三號」等三個階段，逐步換裝新型作戰系統、電子設備與武器，尤其是最終階段的武進三型的防空作戰系統和武器裝備已經大致奠定了二代艦的基礎。

由於陽字號的載台畢竟已經老舊，即便經過大幅度改良，其原始設計也往往無法配合現代化海戰所需的各種裝備系統；包括新一代武器系統的安裝與射界、電子裝備的電磁兼容性與功率消耗，都非這些二戰時代建造的老艦艇所能負擔。因此，台灣海軍終將必須取得新艦來取代現役舊型艦艇。在中美斷交前夕，台灣海軍認為隨著美國與中共越走越近，短期內很難自美國獲得更先進的新造或二手艦艇；而美國在二次大戰時期建造了太多船艦，戰爭結束後一段時間內根本沒有新造艦需求，因而留下一段造艦空窗期，所以在短時間內也沒有較新型的多餘船艦可以移交 台灣。在1977年1月11日 ，中華民國海軍總部提出第二代軍艦的「作業能力需求意見書」，這是「二代艦」構想首次出現在海軍總部的正式文件之中。

在中美斷交的前一年的1978年，台灣海軍正式成立「二代艦籌建專案小組」（又稱「自強作業組」，開始進行二代艦艇的先期規劃作業，並盡可能在西方世界搜尋一切的艦艇資訊。同年，政府也成立「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來建立國內船舶設計建造能量，草創初期還向海軍與中船借調人員支援，包括 自強作業組的成員王琴生等（爾後王琴生也在忠義計畫小組赴美培訓之列）。當時海軍內部對於新一代艦艇取得有兩派意見：一種主張直接外購，或自國外取得成熟設計在國內建造，能降低風險與成本；而另一派則主張 台灣應從無到有建立自行設計與造艦的能力，如此可以完全針對自己的需求建造各式艦艇，真正達到不受制於人的國防自主，但是此舉的風險與成本都高得多，而且需要厚實的相關產業基礎(包括電機、電子、鋼鐵等等)，以及當政者有遠見地長期大力支持。當時的參謀總長宋長志(海軍出身)、海軍總司令鄒堅以及海軍軍令副總司令林蟄生對於培養國內自力設計/造艦能力均十分執著。 由於當時國際環境對台灣日趨不利，即使在國際市場上找到完全符合海總需求的現成設計，也不見得能克服政治阻力加以取得，因此實際上，最為可行的方案仍是在具有經驗的國外設計公司協助下，為台灣海軍建立設計與造艦能量，以及發展滿足海總需求的艦艇設計。

在海軍總部初期的造艦研究之中，將二代艦分為取代陽字號的一級艦──飛彈巡邏艦（PFG），以及用來取代山字號、關字號的二級艦──近海巡邏艦（PCEG，後來改稱為飛彈護航巡邏艦）。在1978年初，海總的PCEG方案排水量 大約是600至800噸級，而PFG則有1000噸級與2000噸級等考量。海總希望PFG具備區域防空作戰能力，其對空偵測較強，裝備區域防空飛彈，射控系統與資料鏈都較為完善，此外還有艦載直昇機來延伸船艦的偵測與反潛距離；而PCEG的規格較低，只要求具備點防空能力，使用的偵測、射控系統與防空飛彈都比PFG低檔。由於PFG太貴（每艘估計至少6000萬美元），海軍總部還在1978年3月評估將PFG與PCEG合併為單一艦種 ，排水量限制在1000噸級以內，但由於兩者任務需求與裝備都有頗大的差異，硬要合併顯得不切實際，所以最後仍分別處理。在1978年5月初，海總正式向國防部提交PFG一級艦與PCEG二級艦的方案，並提議先進行PFG。同時，海總也開始挑選協助設計的國外廠商，前來簡報的包括美國J.J. Mcmullen、Gibbs and Cox（與RCA合作）、Hydronautics、Tacoma以及西德HDW等；海總也委託中船評估可能合作的外國廠商的能力，以及國際市場上可供參考的現成設計。考量到PFG一級艦必須作為艦隊作戰主力，並應付數量龐大的解放軍潛艦，反潛聲納與作戰裝備都不能馬虎（最好能搭配直昇機），同時能在風浪惡劣的台灣海峽有效巡邏值勤，1000噸級的艦體不可能滿足這些需求，因此將PFG的噸位基準放大到2000噸級以上 。海總希望先執行技術複雜度較高的PFG，完成戰鬥系統等核心建置工作（由於當時國際環境對台灣軍購日趨不利，海總希望盡快獲得技術層次較高的PFG核心系統，以免將來橫生枝節）；之後建置PCEG時，可運用陽字號驅逐艦的精裝、武進等改良計畫的技術，以達到節省成本的目的。然而，國防部認為PFG耗資過高，而現役陽字號驅逐艦由於進行 精裝、武進等各項升級計畫，還能繼續在第一線維持至少10到15年，因此在1978年7月下旬指示海總優先進行噸位較小、成本較為低廉的PCEG。

雖然如此，海總仍繼續爭取研發建造PFG，在1979年1月初向國防部提出研建一艘PFG原型艦的預算與計畫期程概估，報告中的PFG排水量約2100噸，配備艦砲、防空飛彈、反艦飛彈、反潛魚雷與直昇機，最大航速36節，巡航速率20節，編制130名人員，包含設計、建造、裝備（不含彈藥與直昇機）、人員培訓以及二年份零組件的總價約1.11億美元（40.155億新台幣）；如果在1979年選定設計與顧問公司並展開設計與研發工作，首艦可望在1981年開始建造工作，1982年完成建造與系統安裝整合，1983年進行各項測試評估。在這份概估中的PFG設計主要是參考J.J. Mcmullen公司的一種2100噸級多功能巡防艦草案，配備一座MK-45 5吋艦砲、8枚容納於固定式發射箱的SM-1防空飛彈（類似後來武進三型陽字號的設計）、兩組四聯裝魚叉反艦飛彈發射器、兩座雙聯裝30mm機砲以及一架反潛直昇機。海總這份PFG原型艦概估報告在1979年上半年經過國防工業基金會審查，並在5月23日獲得國防部批准進行PFG的籌備工作。「國防工業基金」設立於1979年1月中美斷交之後，資金來源就是中美斷交之際、全台人民與海外華僑踴躍捐獻的捐款（在1979年內的捐款便超過32億新台幣），其他主要用途包括購置空軍「自強中隊」以及陸軍「自強戰車連」，如此便不會對既有國防預算額度造成排擠。緊接著在1979年6月，聯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向海總推薦美國籍的五人專家小組，來台協助計畫定義階段的顧問工作，為時兩週。

在1979年第四十一次軍事會談中，蔣經國總統指示「利用中船設備發展海軍造艦能力」。同年7月17日，海總向蔣經國總統簡報「製造發展飛彈巡邏艦(PFG)方案」，獲得蔣經國總統批准；至此，海總終於如願展開PFG的研製工作，並且名為「忠義計畫」，成為中華民國海軍第一個自力設計/造艦計畫。在提報中，忠義計畫的估計經費規模為47億3000萬新台幣（比1979年初交由國防工業基金會審查的提案大約增加了7億台幣），前13億先由「國防工業基金」（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由全島人民捐助集資成立）支付，後續34億再從國防預算中逐年編列；這個經費規模包含整個設計能量的建立、設計施工以及首艦的建造費用。

忠義計畫由林蟄生一肩扛起，主要具體目標有三項：第一是派員赴美學習軍艦的設計建造，並且現學現賣，一面完成台灣新一代主戰艦艇的研發。第二個目標是與美國官方交涉，以取得新型艦載武器、戰鬥系統與輪機裝備的輸出許可，以便用於 台灣各型新一代艦艇(除忠義計畫外，還包括當時先鋒計畫的飛彈快艇)。第三個任務是培養國內軍艦設計人才並取得新的技術資料，不僅學習設計軍艦、取得藍圖與技術資料，更重要的是學習艦艇設計的「know how」，也就是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根據台灣海軍的需求，忠義計畫的目標為一種排水量在3000ton以內的巡防艦，以反潛為主要任務，同時也要兼具防空與水面作戰能力，作戰半徑約500海里。當時 台灣海軍預計建造24艘這種飛彈巡防艦，以一對一的方式汰換原有24艘陽字號驅逐艦。

選定承包商

在1980年4月，聯合船舶中心與美國國際船舶顧問公司簽署忠義計畫顧問合約，該公司係由聯合船舶中心首任董事長厲汝尚博士引介，其成員包括退役美國海軍少將杭辛格(Honsinger)父子以及退役的台灣海軍技術軍官曲奮鬥。國際船舶顧問公司的工作包括完成造艦設計與武器系統廠商的選商、為台灣海軍訓練出專案管理與設計造艦人員，並協助忠義小組完成初始設計，再交由中船建造 ，而此案在美方的代號為PFG-1（Patrol Frigate Guided-I，飛彈巡邏艦）。根據這份邀標書，台灣海軍的原始需求包括：排水量在3000噸以下、最高速率30節、作戰半徑500海里、正常航行的續航力4000海里，以反潛作戰為主要任務，同時具備防空、反水面作戰與電子戰的能力。

海軍在杭辛格等人的協助下完成邀標書，一共向12家美國廠商邀標，六家造船廠商六家武器系統供應商，其中船舶廠商包括Gibbs ＆ Coxs、羅臣拔(Rosenblatt ＆ Sons)、JJMA，系統廠商包括西屋(Westinghouse)、聯合系統(Unisys)等等；其中Gibbs ＆ Coxs是美國著名的軍艦設計公司（先前該公司為美國設計了派里級巡防艦），原本是台灣海軍最心儀的對象，但由於冷戰時期國防工業生意興隆，該公司對忠義計畫這種「小菜」興趣缺缺；而JIMA同時也在協助 韓國設計蔚山級巡防艦，該公司來投標忠義計畫的提案便以蔚山級類似。除了決定廠商外，杭辛格也安排張羅訓練事宜，由美國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為台灣受訓學員開設第一階段的造艦先期訓練班，總共有兩梯次，分別在1980年下半與1981年上半授課。台灣方面派遣受訓人員皆為 當時台灣最優秀的相關人材，來源包括海軍、聯合船舶設計中心與中國造船廠練。

在1981年2月，海軍選擇西屋作為忠義計畫的主承包商，並負責艦上主要系統整合，而次承包商則為羅臣拔，負責艦體的設計與建造。一般的造艦案通常由船艦設計者來擔任主承包商，但考量到台灣艱辛的政治狀況， 台灣遂以較具規模與知名度的西屋作為主承包商，在遊說美國相關部門對台出口相關科技、系統時較為有力，這也是杭辛格的建議。在1981年7月1日，台灣海軍與西屋、羅臣拔簽署「海軍總司令部與美國西屋海外服務公司簽訂飛彈巡防艦方案合約」，這就是忠義計畫的執行依據。此一合約為期兩年，包括可行性評估、標準制訂、初步需求與備選系統評估、構想設計、初步設計、合約設計、採購事宜等階段，成本1100萬美元，外加50至100萬的利潤費。顯然地，此一合約只定義了忠義計畫的初步設計階段，至於後續發展則定義在其中一個條款之內：當此合約完成後，買賣雙方將視條件與價款，定義之後的後續行動，包括制訂專案計畫程序、細部設計與建造工程、完成艦上作戰裝備的採購與最終細部設計、設備安裝、初步安裝與結合測試、正式出海測試等。此一「兩階段」方式等於是為忠義計畫預留退路，將初步分析設計與後續細部設計、建造、測試托勾；萬一第一階段合約完成初步紙上設計之後，海軍再視設計方案以及當時的政策、財力，決定是否要實際付諸建造。如此，萬一紙上計畫出問題，或者之後財力無法負擔乃至決策轉向，海軍就能取消計畫，從中抽身。

在此合約之中，除了西屋之外，還有一個次合約頒給史培屈公司（Spectrum Associates, Inc.），該公司由美國海軍退役情報人員開設，先前這些人員在美國海軍蒐集蘇聯、歐洲船艦的造船資料進行進行分析，累積不少寶貴的經驗與資料庫，因此就可以接受造艦大廠的轉包業務，提供各種儲存在電腦資料庫中的船型資料來協助客戶定義船型。

赴美受訓與初步設計

在與西屋簽約的同時，海軍也成立「忠義計畫駐美設計督導室」（以下簡稱忠義小組），由當時的計畫署副署長雷學明擔任主任；這個臨時性的編組將在美國接受廠商相關設計、專案管理訓練之後，便在美國廠商的協助下完成忠義計畫的設計。1981年10月8日，「忠義計畫駐美設計督導室」第一批29名人員正式啟程前往美國，而最後「忠義計畫駐美設計督導室」總共有52人赴美參與受訓與設計。第一批受訓人員抵達美國之後，首先是根據海軍的原始需求來挑選適合的設計母型。史培屈公司負責協助忠義小組進行這件工作，在電腦中輸入台灣方面的需求參數（包括排水量、成本、自持力天數、作戰能力的優先順序等等），然後從資料庫中挑選合適的母船型；忠義小組在五十幾個需求相近的船型之中，接選出10個成本、性能各有不同的設計，最後再從中選出五個。最後的評比結果出爐時，根據忠義小組輸入參數的最適合母型，是義大利的狼級（Lupo）巡防艦，這是一種滿載排水量2500噸級的艦艇，複合燃氣渦輪、柴油機推進，最大航速可達35節，武裝包括127mm艦砲、40mm防空快砲、短程防空飛彈、反艦飛彈、反潛魚雷，可搭載一架反潛直昇機。由於在1970年代後期，中共海軍還是以速度快、反水面火力強的中小型艦艇為主力，而且 台灣空軍則握有整個台灣海峽的空優，當時中共空軍與潛艦對台灣水面艦艇的威脅也仍不明顯，因此當年 台灣海軍認為未來兩岸海上對決仍是延續1950、60年代的型態，以雙方船艦在台灣海峽進行水面交戰為主。在這種情況下，快速靈敏、反艦戰力強大、具一定水準反潛能力、僅有點防空自衛能力的狼級會雀屏中選，也就沒那麼讓人意外。

在史陪屈公司的協助下，忠義小組在1981年4月完成了設計標準（Design criteria），隨後便開始具體分析船艦載台與作戰系統的規格；期間 ，台灣海軍內部總共進行八次設計研討，其中三至四次在台灣舉行，並刻意排除美國包商，完全由台灣海軍內部決定。值得一提的是，忠義計畫整個專案執行程序，從一開始的頂層需求（Top Level Requirements）到威脅（Threat）、戰術操作需求（Tactical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以及作戰系統需求（Combat Systems Requirements）等，都完全依照美國海軍標準造艦流程執行，以台灣海軍的需求擬定出所有的規範。

在1982年初，忠義小組從史陪屈公司的資料庫中挑選了五十幾個與需求相近的船型，接著從中選出10個成本、性能各有不同的設計，最後再從中選出五個。1982年4月忠義計畫小組回台向鄒堅總司令簡報時，確定此型艦排水量為2750噸，使用燃氣渦輪與柴油機複合動力系統，作戰中樞則為美國與中科院為武進三號研發的H-930MCS全分散式作戰系統。忠義案一開始時，海軍希望將船艦排水量設定在2500噸以控制成本 （在忠義計畫之前，最初PFG的排水量設定是更低的2100噸），然而原始需求的各項性能裝備卻需要三千噸以上的艦體才能達成；經過數次爭論之後，海軍總司令鄒堅遂決定了2750噸這個折衷的數字。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初步方案之後，忠義計畫小組隨即前往承包商西屋與羅臣拔，展開具體的見習與方案設計工作；其中負責設計艦體、輪機的機艦系統組在華盛頓水晶城的羅臣拔公司上課見習，武器系統組則在巴爾的摩的西屋公司見習。由於忠義計畫的目標不僅是完成船艦方案的設計，還包括讓受訓人員知道如何設計與建造軍艦，所以 台灣海軍一再要求兩家美國廠商務必重視教學工作。

一開始，訓練這部分出了點問題，因為美國有些工程師本事雖高，但只會自己做而不太會教；後來學員的學習上了軌道，有時甚至會偷偷將一些美國本身設計/測試的資料帶回自己公司，例如某位學員就拿走當時仍在規劃的柏克級飛彈驅逐艦的船模測試資料。當然，美國對這些台灣來的學員也有所防備，西屋與羅臣拔公司特別為忠義計畫小組限定一個工作區域，工作不能隨便進入其他區域，更不能帶走任何資料。 另一件趣聞則是，羅臣拔公司所在的辦公樓層的上一層就是JIMA公司，而JIMA在此時正協助韓國海軍設計韓國第一種國產水面艦艇，就是後來的蔚山級巡防艦。忠義計畫小組在羅臣拔公司受訓時，正好遇到 韓國海軍派在JIMA的團隊，雙方 對有不少照面的機會；日後忠義計畫小組也間接從JIMA公司側面打聽到一些關於蔚山級的資訊。

PFG-1在美國進行水槽船模實驗的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西屋公司聘請兩位美國海軍上將做為顧問，一位是小艾札克.紀德(Adm. Isaac Campbell Kidd, Jr.)，他同名的父親就是1941年珍珠事件中於戰鬥艦亞利桑納號上陣亡的紀德少將（Rear Adm. Isaac Campbell Kidd），是美國海軍著名的將軍父子檔，父子兩人名字相同；而另一位顧問則是曾任太平洋艦隊司令的馬里歐.魏斯納( Maurice Weisner)。紀德上將的專長是水面作戰，而魏斯納則是海軍航空作戰專家。忠義計畫學員表示當年開設計會議時，兩位將軍常各各持己見，互不相讓，儼然是二戰之前「海航派」與「大艦巨砲派」論戰再現。例如當時美製艦砲有兩種選擇，一種是MK-45型5吋(127mm)艦砲，另一種則是OTO授權美國生產的MK-75 3吋(76mm)快砲。理論上76mm快砲的功能較為廣泛，不僅能射擊水面目標，防空能力也優於5吋砲；但「大艦巨砲」派的紀德上將顯然看不上76mm砲這種「小玩具」，堅持一定要使用比較雄壯威武的5吋砲；而「海航派」的魏斯納對什麼艦砲比較沒興趣，但要求艦上一定要有反潛直昇機，才符合未來的反潛作戰需求。

除了建立設計、專案管理能力並完成船艦設計之外，當時雷學明與駐美代表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向美國國務院爭取忠義計畫所用的關鍵系統（包括主機、電子裝備、武器系統）的輸出許可。在1982年8月17日，雷根政府與中共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簽訂了著名的八一七公報，其中包含對台灣軍售的質量將逐年減少、經過一段時間後停止，此舉對台灣無疑是沈重的打擊。因此往後這段期間向美國爭取台灣防衛武器系統的出口，便成為駐美代表錢復等人的重頭戲。對忠義計畫而言，由於使用的裝備與船艦細部設計息息相關，出口許可又需要數月甚至二、三年的評估，因此必須盡快在先期作業階段得知美國願意提供哪些裝備。當時忠義計畫欲申請的裝備包括標準SM-1MR防空飛彈、MK-13飛彈發射器、MK-42 五吋艦砲、方陣近迫武器系統、魚叉反艦飛彈、LM-2500燃氣渦輪等在1982年10月底，美國國務院回覆台灣的軍購需求清單，其中100多項獲得許可，17項被否決；關於忠義計畫部分，美國拒絕出售帶有攻擊性質的魚叉反艦飛彈以及MK-42 五吋艦砲，其餘項目都同意放行。除了實體的裝備出口之外，當時美國又提供台灣名為「美國海軍技術支援軍售案」（TW-P-GEA）的技術諮詢管道，台灣便能透過此一管道向美國海軍要求技術諮詢、提供機密資料，或請求美國海軍進行一些測試評估。台灣在GEA案先期支付20萬美金，往後依照諮詢次數以及資料價值分別計算成本，每年結算一次。1983年忠義小組回台後，GEA的時效又延長至1986年；直到日後光華一號計畫時，台灣海軍還是繼續透過GEA來取得美國海軍的機密測試報告。

福克蘭戰爭的教訓

當忠義計畫小組在美國設計時，正逢1982年4月2日英阿福克蘭群島戰爭（Falkland Conflict）爆發。由於二戰結束之後大部分國家的海軍都沒有遂行現代海戰的經驗，這段期間發展的武器也缺乏實戰機會，因此各國軍方莫不 密切觀察這場戰役，並從中獲得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果然，該年5月4日便發生了一件大事──英國海軍引以為傲的Type-42飛彈驅逐艦首艦雪菲爾號(HMS Sheffield D-80)被阿根廷軍機發射的飛魚飛彈擊中，由於無法控制飛彈引發的大火，導致英國海軍無法拖救該艦，只好以自沈收場。雪菲爾號沉沒給英美乃至於全球造艦界極大的震撼，不僅在於雪菲爾號沒能有效偵測飛魚這種掠海飛行的第二代反艦飛彈 並即時採取反制措施，更由於 該艦只因一擊就失去了供電與消防損管能力（當時艦上供電中斷，主水泵也被破壞），加上艦 內裝潢、電纜外皮助長火勢且產生濃密毒煙，導致火勢與濃煙一發不可收拾，使一艘在當時堪稱先進的飛彈驅逐艦被一枚中小型反艦飛彈收拾掉。各國對此的因應除了更重視近迫武器系統以及防空偵測能力之外，更對艦體建材與損管設計投與極大的重視，具體措施包括：艦體上層結構捨棄以往慣用但易燃易融的輕質鋁合金，改用較沈重但燃點、融點高的鋼材，並以不易燃燒的材料作為艦內設施與裝潢；此外，艦體劃分更多損管區域，消防系統採取獨立與重複配置，使其蒙受戰損時不容易全面癱瘓，能將災害侷限在一定範圍內。許多1980年代規劃中的艦艇都充分吸收了雪菲爾號事件的教訓，在艦艇存活方面大幅著墨。由於美國與英國的友好，故能迅速掌握較多第一手的情報，透過這扇方便門，正在進行的忠義計畫遂成為西方世界首種納入 福克蘭戰爭經驗的艦艇。為了充分吸收福克蘭戰役的教訓，當時忠義計畫的設計工作一度喊停，西屋和羅臣拔公司特別舉辦了一個三天的研討會，根據美國蒐集的海戰資訊，對忠義計畫的艦艇存活性進行改善，尤其是損害管制和防火等方面。此外，當時有一艘在戰爭中受創的英國軍艦拖到美國巴爾的摩軍港維修，忠義計畫小組也特地登上該艦，實地考察受損情形。

基本規格

直昇機的爭論

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