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風一型反艦飛彈

仿自以色列天使二型反艦飛彈的雄風一型。 注意飛彈前部兩側各有一個黑色的天線,中部穩定翼前方

設有第三個;這三個天線用於歸接收艦上射控雷達從目標反射的波束,導引系統比對三個天線收到的

信號強弱, 判斷飛彈是否在雷達波束中央飛行。此外,其中一個中部彈翼上部裝有後向天線(黃色三角形),

,用來接收射控雷達波束中的指揮信號。

原本裝在海鷗飛彈快艇上的雄風一型反艦飛彈單裝發射器。

──by captain Picard

主要參考資料:1.全球防衛雜誌299、300──雄二前傳:雄蜂乙型反艦飛彈研發秘辛(高智陽著)

2.韓光渭回憶錄


  

起源

由於中共在1960年代已經逐漸將蘇聯的SS-N-2冥河反艦飛彈國產化;為了因應這項威脅,台灣方面也開始思考開發反艦飛彈以資抗衡,這就是「雄蜂飛彈」的由來。

 台灣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發反艦飛彈的努力可追溯到1960年代後半的「火蜂計畫」,將空軍的美製OQ-19(MQM-33B)螺旋槳靶機改成反艦飛彈,並在1968年2月26日進首次海上試射。先天上,OQ-10這樣的靶機由於速度太慢(110km/hr),且體型不足以籌載導引系統 (原本火蜂靶機是靠無線電由地面遙控)與戰鬥部,根本不適合改成反艦飛彈,因此「火蜂計畫」只能算是中科院為了初步掌握反艦飛彈控制技術的概念驗證計畫。在1970年1月29日,此種改裝的OQ-19靶機在海軍太康號巡邏艦艦尾進行第二次零長度發射試驗之後,計畫便告一段落。

雄風一型飛彈由中科院創建的雄蜂計畫室(後更銜為雄風計畫)負責,從1966年2月開始籌畫,當時籌備處主任唐君鉑中將率領有「雄風飛彈之父」的韓光渭,及中科院第三研究所全所不到30位人員,開始研究飛彈控制系統,建立目視導引的觀念與基礎能力,同時參考德國、美國的幾型飛彈、靶機的規格等資料,一切從零開始;經過導向飛彈技術研究、無線遙控雷達追瞄、空氣膜盒型氣壓高度計研究、靶機飛試與高度控制等基礎的前置研發工作,籌備處在1971年正式啟動「雄蜂計畫」,除了持續研發導引控制系統外,也針對飛彈所需推進劑、發射架、加力器、火箭馬達及彈體等重大項目推動研究。

在1968年夏天,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柏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教授應台灣方面邀請,來台至中科院籌備處訪問。在訪問期間,柏格曼向中科院籌備處主任唐君鉑中將建議,可研製一種目視導引的短程飛彈。以色列在1960年代開發的Luz與後來 著名的天使(Gabriel)飛彈,都採用指揮至瞄準線(Command Line Of Sight,CLOS)導引模式。 因應柏格曼的提議,中科院籌備處在該年8月5日核准由韓光渭博士(後來成為中科院雄風計畫室主任,退休後獲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為首,組成「導向飛彈技術研討小組」,與柏格曼教授研討建議此種飛彈的性能與規格。

美國陸軍在1950年代末短暫部署的MGM-18長曲棍球(Lacrosse)地對地飛彈。中科院韓光渭

草擬的第一份「雄蜂飛彈」草案,就是參考長曲棍球而成。

在這個的研討會之前,韓光渭先以美國在1940年代後期開發的MGM-18長曲棍球(Lacrosse)地對地飛彈為籃板,寫了一份初步概念,並稱這個草案為雄蜂(Drone Bee)。長曲棍球飛彈是因應1947年美國海軍陸戰隊對於砲兵密接火力支援需求,而開發的一種短程地對地飛彈,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應用物理實驗室(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APL)以及康乃爾航空實驗室(Cornell Aeronautical Lab.)負責研究,在1955年選擇馬丁(Martin)為生產的承包商,1959年7月正式交付美國陸軍部隊(海軍陸戰隊卻退出了計畫),不過使用時間不長,在1963至1964年 便告除役。 長曲棍球飛彈由無線電指揮導引,依照前進觀測單位回報的目標位置來發射;飛彈發射後由地面人員透過無線電控制,發射單位經由光學瞄準儀或雷達來追蹤飛彈方位,作為修正彈道的依據,直到飛彈命中目標。 長曲棍球飛彈長5.85m,直徑0.52m,翼展2.74m(彈尾控制面翼展1.43m),彈重1040kg,動力為一具Thiokol XM10 E1固態火箭發動機,最大射程19km,飛行速度0.8馬赫,戰鬥部為一具245kg的T-34成形裝藥彈或一枚W-40核子彈頭。

在研討會上,柏格曼教授審視了韓光渭博士的「雄蜂飛彈」草案,基本上同意 其規格,僅對其尺寸規格提出一些修正意見。柏格曼教授表示,「雄蜂飛彈」使用電力來伺服控制(而不是傳統的液壓控制系統),並使用能精確掌握飛彈高度的雷達高度計,使飛彈保持在低水平面飛行(傳統氣壓式高度計則會因壓力變化而使飛彈升高),這些技術特性都完全符合台灣的需要。而這次研討會,就是「雄蜂」飛彈這個名稱的第一次出現。隨後,韓光渭以「雄蜂飛彈」草案向上級簽核,中科院籌備處唐主任便正式核定以「雄蜂」為飛彈的名稱。在1971年7月,「雄蜂飛彈」獲得蔣介石總統核准,正式開始實施。在1971年7月19日,中科院第二研究所鄭毓珊副所長被任命為「雄蜂計畫」主持人,韓光渭則擔任導引控制系統的主持人。至此,雄蜂飛彈的研發正式展開。

除了以色列之外,瑞士Contraves公司也曾在1968年8月派人前往台灣聯勤總部簡報,該公司的飛彈導引關鍵技術是透過無線電測高計保持飛彈距離海面的高度,使得飛彈控制從原本的三度空間考量簡化為只需考量兩個維度(以色列天使飛彈也有相同的雷達測高機制),而該公司當時依照此技術開發出海殺手(Ssa Killer)Mk.1反艦飛彈。

 

「雄蜂」與「天使」的關係

如同前述,在1968年以色列柏格曼教授與中科院相關單位進行了新飛彈的研討;柏格曼提議的「指揮導引」反艦飛彈技術,與以色列當時剛開發完成的天使飛彈正好相同。天使飛彈採用指揮至瞄準線導引,以雷達高度計維持掠海高度,這些都跟韓光渭草擬的「雄蜂飛彈」相當。在1969年9月29日至10月11日,中科院院長閻振興與韓光渭前往以色列參訪國防工業單位時,以色列先後兩度向中科院代表推銷天使飛彈,一次 是在以色列國防部長的辦公室,一次則是在柏格曼教授的家中。不過,當時閻振興院長並未做出承諾。

在雄蜂飛彈計畫正式展開之前的籌備階段,中科院單位針對各國反艦飛彈進行研究比較;經過多方考量之後,中科院決定以技術相近、相對簡單廉價的天使飛彈做為參考藍本 (而且當時台灣與以色列軍事合作關係還不錯)。決定之後,中科院方面也積極建議海軍購買少量天使飛彈,作為技術參考與實際測試評估。雖然海軍同意這個看法,但最初向國防部申請時一度遭到批示「緩辦」。於是韓光渭獲得中科院副院長唐君鉑的批准後,直接求見當時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最後則是透過蔣經國的隨從參謀鍾湖濱轉呈一份報告給蔣經國。韓光渭在報告中指出,購買天使飛彈是台灣自行開發反艦飛彈的最好方法,因為中科院不能完全「閉門造車」。由於蔣經國也同意此觀點,幾經折衝,蔣介石總統便批示,以提供中科院作研究為理由,進口一批天使飛彈。在1973年以阿贖罪日戰爭中 ,第一次參與實戰的天使一型飛彈大出風頭,總共擊沈13艘埃及、敘利亞的飛彈快艇與其他艦艇,戰果十分輝煌 ,這大大增加了中科院引進天使飛彈的信心。

當時台灣打算購買改良後的天使二型(詳見以色列海軍SAAR飛彈快艇系列),射程比天使一型更長。 由於當時天使二型尚未開發完成,因此中科院首先仍購得並觀摩天使一型飛彈,以此為基礎修改設計,研發規格與性能與天使二型相近的新飛彈。 因此,雖然是參考模仿天使飛彈,但整個實際的研究與工程發展、關鍵技術研製,全部由中科院自行完成。例如,雄蜂飛彈的導引系統是在1972年2月在從聘自美國、 在清華大學客座的劉詒謹教授指導下展開研發(見下文),飛彈所需的推進系統也由中科院第二研究所從頭開發。 在1974年,韓光渭曾赴以色列參觀當時還在研發階段的天使二型的試射,由遙測資料判斷,某些數據仍有待改進。當1975年7月至10月雄蜂飛彈在屏東進行飛彈離架試射與滾動控制試射時,還沒有任何一枚天使飛彈運至台灣。

到了1978年10月,雄蜂飛彈成功在PT-1快艇上進行實彈試射(見下文)之後,中科院第二研究所特別邀請以色列的駐台代表前來參觀,並將一枚雄蜂飛彈全部拆解成零件,展示給以色列代表看,並說明整枚飛彈的研發完全由中科院自力完成。這位以色列代表對中科院表示欽佩,並表示「讓我們找新的研發計畫來合作」。

雖然中科院靠自己的手完成了雄蜂飛彈的研發,不過藉由天使飛彈的契機,使中科院跟以色列方面建立了合作關係,中科院方面研發人員獲得許多機會去以色列相關武器研發生產單位進行交流,學習知識並相互切磋,甚至能派出代表長期進駐以色列廠商。雄蜂飛彈研發期間,中科院人員在以色列獲得的知識與資訊,對於加快設計研發進度頗有幫助。此外,雄蜂飛彈在日後的改善經驗也被以色列借鏡,作為本身天使飛彈後續改良的參考;爾後天使飛彈上,幾項改進設計,就是來自於雄蜂飛彈的經驗。

台灣海軍考量到引進少數天使飛彈系統,為了顧及服役時的後勤便利性,便要求雄蜂飛彈的外部尺寸必須與天使飛彈完全相同,使雄蜂與天使飛彈都能使用相同的發射器。台灣海軍至少購入了五套天使 二型反艦飛彈系統、18個發射器以及50枚飛彈,除了裝備於兩艘購自以色列的毒蜂級飛彈快艇,另有三套配備於陽字號驅逐艦(海軍稱加裝天使飛彈的陽字號為「精裝艦」) ,搭配的射控裝置包括以色列LE/M-2221射控雷達以及OG.R-7光學瞄準儀。此外,之後使用以色列RESHET戰鬥系統的武進二號陽字號驅逐艦也曾使用天使二型反艦飛彈 ,爾後無論精裝艦與武進二型驅逐艦都統一使用雄風一型飛彈。 配合引進天使飛彈,台灣海軍也成立「精裝工廠」負責飛彈的維修支持等工作,單位內的人員大多都派至色列學習飛彈操作及維保作業。

在2019年9月中旬,當年負責雄風一型反艦飛彈的中山科學研究院「光華計畫」副主持人蔣小堃接受媒體專訪時透露,當年台灣向以色列購買天使反艦飛彈,海運的交貨點原本應該在高雄港,但台灣方面特別要求在基隆港下船,並以陸運方式送到高雄港,供以色列在台督導官交付我海軍。當時台灣方面對以色列在台督導官的說法,從基隆下船以陸運到高雄,需花4天時間,因為這是「軍用裝備」,無法在白天運輸,在晚上載運時還要等到深夜12點宵禁開始到清晨4點結束,而且拖車也不能開太快,所以需要4天;而實際上,中科院就利用這四天的時間,等天使飛彈一從基隆港下船,就偷偷拆解觀察,瞭解其內部構造。在拆天使飛彈的雷達高度計時,一個螺絲被拆崩了而無法裝回去,當時中科院非常擔心未經以色列許可拆彈事情曝光,而引發政治問題。當時此小組人員開了好幾次會,希望能找到這種雷達高度計而未果;不過,當時剛好有一個模型工廠的工程師到所裡面找人,一看就說「這種天線一堆」,中科院的人員才知道天使飛彈的雷達高度計天線與美製C-119運輸機上使用的高度天線相同,迅速拿來代替,才沒讓偷拆天使飛彈的事情曝光」。蔣小堃表示,原本中科院還準備自製天使飛彈的雷達高度計,知道可以使用軍機現成組件之後,就取消此計畫。

 

林驊與劉詒謹的貢獻

由於先前台灣沒有自主研發飛彈系統的經驗,也欠缺必要的設施(如風洞);因此,雄蜂計畫研發之 初,以「先求有、再求好」為目標,在簡陋與克難的條件下進行。當時台灣還沒有從事過飛彈研發的人才,不過仍然獲得兩位擁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航空工程系博士學位、在美國相關領域工作的優秀專家的協助,一位是時任波音(Boeing)公司武器系統部門的高階主管林驊,另一位則是曾任洛克希德(Lockhead Cooperation)公司飛彈部門研究員、主持過美國海軍砲火指揮系統研究計畫的劉詒謹。

林驊在1968至1975年雄蜂飛彈研發初期,多次來台造訪中科院,對雄蜂計畫導引系統方面提供許多重要指點。林驊肯定雄蜂計畫的構想與發展方向,使中科院研發團對信心大增;而林驊與劉詒謹審視雄蜂飛彈的導引控制方法報告書之後,認為中科院團隊已經掌握此種飛彈導引控制技術的Know How,不需要再向以色列購買,為此中科院省下了當時已經為此編列的600萬美元預算。在1973年中科院在梧棲海邊以直昇機測試飛彈所需雷達高度計時,林驊也到場參觀,並詳細講解飛彈導引控制方面的資料,並對於日後中科院可能會研究發展的導引系統提出講解。此外,林驊博士也對當時韓光渭等人提議以國軍手頭上的美製BQM-34火蜂(Fire Bee)靶機改裝成長程飛彈的觀念表示支持,並在1975年1月3日的一次會議中提出關於導引方式的建議,以改善飛彈的命中誤差;爾後這項研發有了初步的突破,並促使中科院在1979年展開「中流計畫」(請見雄風二型飛彈一文)。 在1980年,透過林驊的安排,韓光渭得以參觀波音公司位於西雅圖的飛彈導引控制系統模擬實驗室,日後雄風計畫的模擬流程,就是韓光渭藉由這次參觀帶回的資料所建立的。總之,雖然林驊博士只能每次利用短暫來台機會與中科院團隊接觸,但每次都能提供許多很具體、實用、很有遠見的方法和觀念,對中科院研發飛彈的工作貢獻良多。

而劉詒謹由於在1971年7月應台灣國科會之邀,在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在韓光渭的促成下,中科院在1972年1月與清華大學簽訂合作計畫書,由劉詒謹教授指導中科院人員研究飛彈導引控制系統,前後為時2年。在1973年6月,劉詒謹教授的國科會客座教授聘期屆滿,韓光渭特別商請由中科院與清華大學合聘劉詒謹教授,在台灣繼續工作3年,使中科院團隊能繼續向他請益。由於與劉詒謹教授 的合作,使雄風計畫成為中科院第一個與院外單位合作的研究計畫。雖然劉詒謹教授 在1974年6月因故提前返美,但是已經對雄風計畫做出了莫大的貢獻:例如,雄蜂飛彈所需的歸向導引系統設計與模擬工作,就是由劉詒謹教授 指導中科院人員完成的;此外,當1971年中科院第二、三所正式展開雄蜂飛彈的研製時,兩所的風洞都還沒建立,而中科院三所負責研發導引控制系統的第三組,也只有一台計算能量有限的TR-48類比計算機,僅能勉強作為模擬訓練之用。因此,在第一枚雄蜂控制彈進行試射之前,飛彈相關重要數據都只能由中科院二、三參與人員經由計算和猜測而得;而在1975年10月28日試射的第一枚雄蜂控制彈,相關重要數據就是由劉教授所預估完成;事後證明劉教授的預估相當可靠,其誤差都在工 程人員可以接受的範圍以內。

研發與試射

在1975年7月27日,雄蜂飛彈第一次進行離架測試(自由飛行),當時中科院的風洞都還沒建好。在1975年10月28日,雄蜂飛彈第一次進行全程控制的飛行測試,地點在屏東的飛彈試射場,主要目的是測試飛彈在空中的滾轉控制是否穩定,而這次試射由海軍的劉和謙將軍督導。由於這是中科院第一次飛彈試射,相關團隊缺乏經驗,往往只能以直覺來進行;例如,當控制彈在裝配場進行系統測試時,韓光渭用雙臂抱著在木架上的飛彈進行滾轉,然後觀察飛彈四個控制面是否偏移到正確方向。結果,雖然舵面轉動方向正確,但是舵面移動的速度似乎太快,顯示電路連接正確,但是增益太大;果然,控制彈射出後,滾動開始變大,最後失控落海。不過劉和謙認為這次試射是成功的,並嘉勉了中科院團隊。之後,中科院團隊在每次試射前都會注意滾動控制系統的增益,就沒有再發生類似的問題。

從1975年開始,海軍與中科院也展開名為「海鷗」的計畫,利用海軍現有的兩艘日本製25噸級魚雷快艇復仇(PT-1)、雪恥(PT-2)魚雷艇作為平台,研發一套能在小型快艇上有效操作的反艦飛彈系統 。中科院「光華計畫」副主持人蔣小堃受訪時透露,最初此案呈到國防部時並沒有命名,但國防部認為可以執行的案子,一定要有一個專案名稱,並打電話問他。由於當時辦公室外的閱覽室有一本小說「天地一沙鷗」,剛好被蔣小堃看到,他就回說用「海鷗」好了,立刻獲國防部長官同意而成為專案名稱。當時PT-2魚雷艇已經過於老舊,只有PT-1能用於測試。 在計畫中,PT-1需加裝雄蜂飛彈飛彈發射箱、追蹤雷達等射控裝備。在正式試射之前,先需要實驗PT-1能否可承受飛彈發射升空時助升火箭的高熱噴流衝擊,因此先將雄一飛彈的火箭加力器與彈體(未裝續航發動機)裝在艇上進行點火發射實驗。

以色列天使飛彈使用仿自義大利Selenia的IPN-10射控系統/RTN-10射控雷達;台灣引進天使飛彈時,也一併進口數套此種系統,並成為仿製的目標 。射控雷達部分,根據公開資料,義大利始終沒有跟台灣合作過,而中科院仿製雷達的對象是則美國RCA公司的HR-76C射控雷達,開發期間還獲得日本廠商 協助進行系統整合。這個系統的主要關鍵,就是在海中航行的穩定機能,使射控雷達能在船身劇烈搖晃的情況下仍持續鎖定目標穩。

為了確認飛彈發射時對船上人員的影響,雄蜂飛彈研發團隊首創在武器研發過程中進行動物實驗;一開始中科院組團到當時台北縣的坪林鄉去買猴子,但都沒買到,經介紹與國家實驗室接觸,才知道實驗最大的動物只有狗,還沒有猴子。中科院研發團隊因此申請無菌狗,放在船上進行飛彈發射實驗,發射後立即將這些狗進行解剖,針對其耳膜、心、肝、肺等機能進行檢查、化驗等等。

在PT-1魚雷艇上的雛形雄風飛彈系統完成後,中科院研發團隊隨後完成一型系統與二型系統;兩者主要差別是一型系統的光學導引系統(飛彈發射升空後人員透過光學系統觀測飛彈尾焰,以人工控制飛彈飛入射控雷達波束內),一型為露天戰位,二型則是潛望鏡形式在船艙內導引,最後選擇採用封閉環境操作的二型系統。

反艦飛彈飛行時,確保飛彈貼海飛行的關鍵是飛彈安裝的雷達高度計,這項組件由中科院自行研製。在測試時,是利用直昇機將雄蜂飛彈飛彈吊著飛到空中,一名人員騎在飛彈上測量距離地面高度,比較飛彈上雷達高度計獲得的高度資料,看兩者是否相同;而這項實驗作業非常危險。

雄蜂飛彈飛彈早期在進行艦上試射時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包括飛彈俯衝入水、空中爆裂、中途墜海等;另外還有追踪、遙測所得的低空超越,目標偏離及其他失控現象等。在1977年8月10日至12日,雄蜂飛彈在台灣海軍一艘陽字號驅逐艦上進行試射,其中兩枚順利射出,但有一枚由於電路接錯的關係,點火之後沒能升空,反而停留在軍艦發射架上繼續噴火,將甲板燒穿好幾層。有一次在屏東九鵬基地試射時發生爆炸,還將旁邊另一枚飛彈炸飛。這些初期的挫折,讓中科院研發團隊及長官都有很大的疑慮。

因此,1978年在PT-1魚雷艇進行試射前,包括海軍及中科院都不敢再提試。尤其是PT-1魚雷艇本身使用JP4航空燃料(而非較安定的柴油),萬一飛彈試射失誤引燃艇上的400加侖油箱,會當場將全艇帶人都炸毀。「光華計畫」副主持人蔣小堃日後受訪時透露,,當年在中科院開會時,誰都不敢提「能不能打?誰去打?」;但由於他是會議承辦人與小組負責人,因此即在會中說:「報告長官,目前研發工作、計畫作為已到試射的階段。目前有二個重要問題,一是打不打?二是誰打?」當時擔任主席的海軍副總司令詢問說:「能不能打?」。蔣小堃回答說:「當然可以打!」。主席進一步說:「現在這個情況,海軍是不能來打的,否則出了事情怎麼交代?」。當時蔣小堃立表示:「我帶隊來打,而且是由中科院的人員來操作。」當場每一個人都不講話,主席還詢問在場的海軍及中科院的人員,最後才下定決心說進行試射。

於是在1978年9月22日,PT-1復仇號魚雷艇帶著雄蜂飛彈的首次進行海上試射;當時艇上攜帶有有兩枚飛彈,原本只打算發射一發,但高層獲知進行試射後,下令發射兩發,結果兩枚都成功發射並命中目標。蔣小堃說,當他們回港靠碼頭後,即接到指令:儘快再行試射。於是在10月27日,PT-1進行第二次雄蜂飛彈海上試射,由當時參謀總長宋長志上將親自率隊,發射一枚成功命中目標。隨後,雄蜂飛彈又在陽字號上發射2枚,在巡邏艦上發射一枚;總計連續七枚雄蜂飛彈飛彈都順利擊中目標。成功試射的同時,雄蜂飛彈於1978年10月10日國慶閱兵中首度 公開亮相。至此,雄蜂飛彈通過驗證,並從1979年9月開始進入台灣海軍服役,當時稱為雄蜂甲型。

服役部署

台灣海軍裝備雄蜂飛彈的艦艇,包括九艘經過武進一號改良的陽字號驅逐艦(使用美國漢緯公司H-930 Mod1)、四艘經過武進二號改良的陽字號驅逐艦(使用以色列RESHET戰鬥系統)、兩艘美國設計的龍江級大型飛彈快艇(使用H-930 Mod2戰鬥系統)、50艘海鷗飛彈快艇以及1990年代建造的錦江號巡邏艦(後續艦沒有配備)等等。 國產的武進一號戰鬥系統使用中科院仿製的HR-76C射控雷達,而採用以色列製作戰系統的武進二號則使用原版天使飛彈的RTN-10射控雷達。光學指揮儀部分,武進一號以及海鷗飛彈快艇使用MK-35 Mod2,武進二號使用OG-20,而先前的精裝艦則使用ORG-7。

在1982年,國防部決定將雄蜂飛彈改名為「雄風飛彈」,中科院研發團隊稱為「雄風計畫室」,正式命令則是在1984年6月20日發佈(雲霖字第1122號令)。此後,雄蜂甲型便改名為雄風一型,而中科院在1983年提案的雄蜂乙型射後不理長程反艦飛彈,則稱為雄風二型。

基本設計

位於龍江級飛彈快艇後部的雄風一型反艦飛彈發射器。

飛行中的雄風一型

閱兵展示的雄風一型。

 

雄風甲型飛彈的性能指標與當時以色列正在開發的天使二型極其類似(重量、射程、戰鬥部威力都高於天使一型),彈體長3.43m,直徑34cm,翼展1.365m ,彈重540kg,配備一個重150kg的高爆戰鬥部,採用固態推進火箭(包含一部啟航發動機與8具續航發動機),飛行速度0.68~0.7馬赫, 有效射程6~36km(最大飛行距離可達40km);而天使一型戰鬥部只有100kg,有效射程30km,飛行速率0.64馬赫。雄蜂甲型採用無線電指揮至瞄準線(CLOS)以及半主動雷達導引,射控系統包括一具中科院研製的SPG-21射控雷達 (仿自美國RCA的HR-76)以及一套光學指揮儀。

接戰時,艦上人員首先以射控雷達捕捉並照射目標,然後將雄風一型飛彈的發射架轉向至目標方位(與射控雷達同方位),然後飛彈點火升空。升空後,操作人員透過光學射控儀追蹤雄風一型飛彈的尾焰來掌握飛彈位置,然後由人工下達無線電指令修正航道,控制雄風一型飛彈飛入射控雷達的波束中心。雄風一型彈體中部的十字形彈翼中,其中一個彈翼的上緣設有後向天線(黃色三角形),用來接受射控雷達波束中的導引信號。雄風一型飛彈靠著彈體的歸向天線組,控制飛彈沿著艦載射控雷達從目標反射的回波飛行,一直到命中目標;這意味著每具射控雷達必須為一枚飛彈實施全程照射。

雄風一型飛彈設置三個黑色的歸向天線,其中彈體前部兩側下半各有一個,第三個位於飛彈中部右上的彈翼的翼根處。三個歸向天線一起接收從目標反射回來的射控雷達回波,調整飛彈航向;導引系統會比對三個天線收到的雷達回波的強度,當每個天線接收到的信號強度最為平均時就代表在最佳航道上(雷達回波正中央、正對目標而去),一直到命中目標。此外,彈體前部下方有一個高度計,提供飛彈與海面的距離,使飛彈能保持在系統預設的高度上飛行。最早期的雄風甲型使用
無殘點高度計,之後改用雷達高度計。

雄風甲型發射後先爬升至70~100m的高度,並打開無線電訊號接收器(即前述彈翼上的黃色三角形後向接收天線)以及與高度計,然後控制人員下達指令控制飛彈飛入射控雷達的回波中。雄風一型飛行至距離目標7.5km時降低高度為20m。飛彈迫近至目標約1.2km時,飛行高度降為2.5~3.5m(實際高度根據當時海象而定), 以掠海方式攻向目標。

雄一飛彈的後部推進段總共有一具啟航發動機和八具續航發動機;啟航發動機體積較大,設置在推進段中軸線上;而續航發動機體積較小,以環形沿著啟航發動機排列。雄風一型飛彈靠著啟航發動機升空,當飛彈達到一定速度後,啟航發動機熄火,然後依照順序輪流啟動八個續航發動機,一個續航發動機燃料耗盡後就換下一個點火,直到命中目標或所有續航發動機燃燒完畢、失去動力為止。

妥善率改進工程

如同前述,雄蜂飛彈以「先求有、再求好」的情況下進行,使得雄蜂飛彈 服役初期可靠度欠佳,25次海上試射只命中12次,甚至曾經當著高階長官的面前落海,使中科院蒙受極大的壓力。軍方當然無法接受這種命中率,要求中科院進行研究改進。 於是,首批40枚雄蜂飛彈初期生產型就全部從戰備彈移為測試彈。「光華計畫」副主持人蔣小堃表示,從初期研發與大量生產,中間還是有一個很大的鴻溝;當時中科院以為按照研發的方式去做就可以,事實上卻不然。生產出來的每一樣裝備,都必須達到一致性,期間所需的品質管制需要很多功夫。由於品質管控出問題,雄蜂飛彈在1980年正式交由海軍使用後,後來多次試射都有問題。

根據各方資訊,雄蜂甲型的問題包括電子系統(如雷達高度計)容易在飛行期間故障飛彈墜海導致、推進器藥柱斷裂、點火器無法燃燒、無殘點高度計誤差太大等等。此外,雄蜂飛彈由巡航階段的20m高度 以DIVE飛行模式進入終端彈道的2.5~3.5m高度時,飛彈翼尖容易碰觸水面,導致飛彈墜海。在1983年7月29日,海軍提出「雄蜂甲型飛彈可靠度改進及換裝綱要計畫」,要求中科院為現有的雄蜂進行改進,包括改用新型雷達高度計,並改良飛彈的縱向/橫向迴路控制補償器。

從1982年10月開始,中科院就展開了雄蜂甲型的改進計畫,找尋雄蜂甲型的主要缺點並設法改進品質;為此,中科院不僅進行風洞測試,也多次進行飛彈的實際飛行測試。在1984年3月9日的試射中,研發團隊檢視遙測資料,發現飛行結果雖然一切正常,但是彈尾曳光器尾罩卻發生溫度過高的現象 (過熱的現象通常發生在飛彈進入巡航高度以後);隨後研判,這就是雄蜂甲型飛彈經常發生雷達高度計失效並墜入海中的原因,因為彈尾曳光器溫度過高,燒壞了 布置在飛彈尾部雷達高度計的延遲線。對於這種超溫現象,徐炎廷博士認為是曳光器的高溫造成,而許樹恩主任則認為是加力器和續航發動機噴嘴火焰回流所致。有趣的是,以色列天使飛彈在早期試射階段,也經常發生飛彈失效墜海,原因也是雷達高度計布置在彈尾、受高溫影響而失效。針對前述兩種可能原因,中科院隨即加裝由中科院材料研發中心研發的堵熱塞來保護高度計延遲線。除了這項改良之外,中科院還向美國購買雷達高度計來取代原有的高度計,並完成其他的改進。到1984年4月,雄蜂甲型的改進工作悉數完成,總共發射了30多枚測試彈。

在1984年5月2日,改良後的雄蜂甲型通過了海軍的可靠度驗證。在同年6月20日,國防部正式下令,將雄蜂甲型更名為雄風一型飛彈。從1984年1月至1986年6月,中科院為台灣陸軍、海軍現有的273枚雄蜂飛彈完成必要改進,總經費為6億新台幣。改良後的雄蜂一型飛彈可靠度大幅提高,在歷年試射與戰備抽測中,其穩定度與命中率相當令人滿意,表現超越以色列原裝的天使飛彈。

評析

雖然雄風一型經過改良後可靠度大幅精進,然而這種簡單、射程短的反艦飛彈的先天弱點十分明顯:首先,雄風一型最大射程只有36km,而且必須全程保持對目標的目視與雷達波照射, 只能攻擊視線範圍的目標,中間也不能被其他物體遮蔽。第二,以雄風一型的導引體制,每一枚飛彈都需要一個射控雷達通道全程照射,一次只能發攻擊一個目標;為了導引飛彈直到命中,發射載台在發射飛彈後不能 進行轉向規避,極容易遭到敵火反擊。如果在飛彈飛行期間射控雷達中斷照射,仍在空中的飛彈就會失去作用。由於雄風一型反艦飛彈飛行速度只有0.8馬赫,如果雙方同時發射反艦飛彈,則雄風一型的發射艦很可能先被擊中, 之後自然無法繼續導引還在空中飛行的雄風一型。最後,雄風一型的戰鬥部威力不足,無法有效以單枚癱瘓大型目標。

部署

雄蜂甲型配備於台灣海軍10艘陽字號(武進一/二型等艦)、2艘龍江級飛彈快艇以及50艘FAB海鷗飛彈快艇上 ,配套的射控系統是漢緯的H-930 Mod2。此外,陸軍亦成立「雄蜂飛彈大隊」來操作,分為四個「岸置雄蜂飛彈連」雄蜂甲型飛彈,分別部署在台灣四個榴彈砲陣地中,分別是基隆和平島 (101連)、屏東外海小琉球(102連)、淡水大片頭(103連)與高雄柴山(104連),這些陣地需要增設搜索雷達、H-930 Mod3射控系統、通信裝備、防護掩體與防爆鐵門等,相關工程於1982年展開。 在民國77年(1988年),「雄蜂飛彈大隊」改隸屬海軍(屬於海軍總司令部作戰署),改稱為「雄風大隊」(因為「雄蜂飛彈」改名為「雄風飛彈」),原本四個飛彈連分別改稱為第一至第四中隊;隨後,海軍「雄風大隊」改稱為「海鋒大隊」。在1998年, 「海蜂大隊」交由海軍艦隊指揮部管轄,在2004年4月1日改隸屬於新的飛彈司令部, 後因飛彈司令部改為飛彈指揮部,因此又在2006年1月移回海軍艦隊司令部。雄風一型飛彈在海軍服役期間,均由中科院實施後勤支援工作,每一枚飛彈平均每隔五年就要回中科院進行大幅度整修與調校。

由於台灣只從以色列進口少數幾套天使反艦飛彈,數量稀少,加上其細部的電子系統總成與雄風一型不同,長時間維持根本不符合效益;因此,在台灣海軍服役的少量天使飛彈,使用十幾年之後便告除役,全面統一使用雄風一型。

除役

台灣海軍主要裝備雄風一型的艦艇──海鷗飛彈快艇在2009至2012年陸續除役完畢,而雄風一型也由於日漸老舊、射程威力不足而逐步汰除。在2012年底,雄風一型完全退出台灣海軍現役,此時唯一裝備雄風一型反艦飛彈的錦江級巡邏艦首艦錦江號(PG-603)也配合返廠維修時將雄風一型飛彈系統拆除。